正文 百年上海俗語(1 / 3)

俗語和諺語是方言裏最生動、最具生命力的組成部分。上海話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已基本形成,新產生的俗語反映的不複是農業社會的生活形態,而是十裏洋場的形形色色。新中國成立後,由於整個社會生活趨向平麵化和單調化,上海市民創造新俗語的能力大不如前。

上海人自然說上海話,在口語裏叫“講上海閑話”,好像上海人從來不說正經話似的。其實不然,上海方言裏管北京話叫“北京閑話”,蘇州話叫“蘇州閑話”,廣東話叫“廣東閑話”,餘類推。蓋從老百姓看來,一切話語都是“閑話”:平民百姓固然“講閑話”,無關宏旨;大人先生講的官話,貌似莊嚴崇高,其實於事無補,也是“閑話”,無分彼此。

從前,“海上聞人”杜月笙風頭最健的年代,若有人遇到麻煩,想求“杜先生”出麵“擺平”(今天要學香港人說“搞定”了),他會做個經典動作:伸出右手,翹起大拇指,同時脫口同樣經典的名言:“閑話一句”。

話是那麼說,不過語言在形式上總是有層次的。官員做報告,教授上講台,會議室裏正襟危坐開會等等,使用的是上層語言;平民話家常,熟朋友聚在一起說三道四,上海話說“瞎三話四”,用的多半是源自物質生活、摻雜大量俗語的下層語言。

今天的上海話,其前身應該是上海開埠前和開埠初期,本地人(老城廂、上海縣和浦東居民)說的方言。俗語與諺語是方言裏最生動、最具生命力的組成部分。那個時候,農業經濟仍居主導地位,反映在語言上,除了大量的農諺,許多流行俗語也常以農村事物作譬,無不顯示人與自然比較親近的關係。有位世居上海縣陳行鄉的胡祖德先生(一八六〇~一九三九)編了一部《滬諺》(書前有作者作於“民國十有一年”,即一九二二年的“自敘”,所收諺語當早於此一年份)。我們順手引若幹條,可見一斑(括號裏的文字,除特別提示的,均見原書):

騎牛撞見親家公。(騎馬時不遇,而獨於騎牛時相遇,喻不欲人見之事,適為人所見也)

過橋落篷。(船已過橋,可勿落篷,忽又落篷,豈不多此一舉)

麻雀打雄,越小越凶。(施按:禽鳥交配叫“打雄”)

蟑螂搭灶雞,一對好夫妻。(醜不嫌醜)

家要齊,置兩犁;家要破,置兩妻。

草鞋底上落脫一爿泥。(脫累)

跌到地上撈一把泥。

蠻妻劣子緊釘鞋,塞沒煙筒爛稻柴。(皆廢物)

做天難做四月天,做人難做中年人。(施按:另一版本作“做人難做半中年,做天難做四月天。秧要太陽麻要雨,采桑娘子要半晴天。”農人所見的四月天,與詩人林徽因所見乃大不相同)

門前縛仔高頭馬,不來親者也來親;門前掛是破簾子,嫡親娘舅陌路人。(施按:從本條和以下一些條目來看,浦東本地話似乎“仔”、“是”不分。上海話這兩個音是分得很清的)

入贅女婿不是人,倒扡楊樹不生根。

秀才百畝田,富貴小雙全。(可憐以此自足)

衙門錢,一蓬煙;生意錢,三十年;種田錢,萬萬年。

坑板上拾著錢,認道坑缸裏都是銅錢。(貪得無厭)

開是大樹有柴燒。(正料之外,枝葉俱作燃料)

豆腐店做是一朝,不如肉莊上一刀。

刀鈍石上磨,人鈍人前磨。(與人交接,處處是學問)

一隻白鴨,害是一棚雞。(以一人害及全體)

救是田雞餓煞蛇。(言興一利,必有一害隨之也)

賣油娘子水梳頭,賣扇娘子手遮頭。(孳孳為利者,自己何曾享用)

胡羊大是尾巴,蚱蜢大是頭。(大而無當)

做是豬頭,不怕榔頭。(撏豬毛者,每以榔頭砍豬頭)

一個雞子,算出四兩骨頭。(謂算無遺策也)

三月裏芥菜早生心。(生心,謂有異誌也)

不怪自家麻繩短,隻怪他家古井深。

聞得雞價好,磨得鴨嘴尖。(謀利者以偽亂真)

此外,很有意思的是,有些諺語已經折射了這個新興都會的特殊麵貌:

上海清晨六點鍾,大街小巷臭烘烘。

走盡天邊,好不過黃浦兩邊。

馬路如虎口,當中不可走。

吃仔上海飯,賽過賅百萬。

見於此書的,還有一條諺語值得一提:“吃最凶,著威風,嫖精空,賭對衝,煙送終。”台灣出版的《杜月笙傳》裏說,傳主平生服膺一句上海俗話:“吃最凶,著威風,嫖精空,賭對衝”,省略了最後的“煙送終”。浦東高橋人杜月笙於吃穿兩項自奉不菲,時作豪賭(輸贏的概率各為一半),納妾但不嫖妓,以免“精空”。但他嗜鴉片,最後也是把性命斷送在煙槍上,必定很忌諱,故此不提。

開埠後,形勢大變。伴隨半殖民地的租界的建立,大量移民,首先是江浙人,湧入上海。江浙方言與本地話相糅合,最終形成不同於本地話的上海話,乃至浦東保留的純正的本地話成為滑稽戲中嘲笑的對象。今天全國皆知的一句上海話,是兼作單數和複數第一人稱代詞的“阿拉”,其實“阿拉”是寧波話,本地話的第一人稱代詞是“伲”和“我伲”。上海解放時筆者尚在幼年,記得裏弄裏教唱一首歌:“我伲大家來歡迎,歡迎人民解放軍……”《簡明吳方言詞典》釋“伲”字為“我”和“我們”,引了兩個例句。“伲屋裏嘸啥啥個,儂進來看好哉。”(《雜格嚨咚集》)“浙江寧波叫關肚仙;蘇州叫看香頭;伲上海叫關亡。”(獨腳戲《關亡》)

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現代上海話已基本形成。新產生的俗語反映的不複是農業社會的生活形態,而是十裏洋場的形形色色。有位汪仲賢(一八八八~一九三七)先生,又名優遊,早年活躍於上海劇壇,身兼“文明戲”(早期的話劇)的編劇、導演和演員,後來自己辦報,也為別的報紙撰稿。他的職業興趣使他特別關注語言,寫了一部《上海俗語圖說》(一九三五年出版),是記錄此一時期上海俗語的相當完備的文本。

租界的統治權和經濟命脈掌握在外國人手裏。為與洋人打交道,必須學幾句外國話,於是“洋涇浜英語”大行其道。

來是康姆(come)去是穀(go),二十四銅鈿吞的福(twentyfour),是叫也司(yes)勿叫拿(no),如此如此“沙鹹魚沙”(soandso),真嶄實貨佛立穀(verygood),靴叫蒲脫(boot)鞋叫靴(shoe),洋行買辦江擺渡(comprador),小火輪叫司汀巴(steamboat),翹梯翹梯請吃茶(這句話中西合璧:“翹”是吳語“吃”,對應的英語是havetea),雪堂雪堂(sitdown)請儂坐,烘山芋叫撲鐵禿(potato),東洋車子力克靴(rikshaw),打屁股叫班蒲曲(“班蒲”當是bamboo,“曲”不知是哪個英語詞,請教高明),混帳王八蛋風爐(damnfellow),那摩溫(numberone)先生是阿大,跑街先生殺老夫(shroff),麥克麥克(muck?)鈔票多,畢的生司(emptycents)當票多,紅頭阿三開潑多(keepdoor),自家兄弟勃拉茶(brother),爺要發茶(father)娘賣茶(mother),丈人阿伯發音落(fatherin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