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以為此說尚可商榷。“文化水準不高”的人獲得關於舊上海淫業的知識，更可能是前輩流氓或老阿飛之流口頭傳授，那就不可能讀訛。若是來自書本，上海方言的“二”（ｎｉ）用於排序，如“老二”，“阿二”，“禮拜二”，“二馬路”；基本數字則另用“兩”字，如“兩塊洋鈿”，“兩家頭”（兩個人）。在書上看到“麼二”，或許會讀成“木二”，但不作興讀作“木兩”。不過也難說，現在上海人就把地名“瑞金二路”、“石門二路”讀成“兩路”。
“軋三胡”或“軋訕胡”流行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其意義相當於同一時期北京流行的“砍大山”。有一種解釋：上海方言中“軋”有“鋸”、“亂拉”的意思，拉胡琴拉不好，叫“軋琴”。二胡尚且拉不好，若增一弦成為“三胡”，則更加不入調，引申為吹牛皮，胡說八道。薛理勇另有說法，他認為“軋三胡”之“三”應作“訕”。上海方言中的“訕”已有聊天的意思；胡即胡調，意義相同。在“軋訕胡”出現前，上海人也把聊天講作“軋訕”。筆者倒是更同意前一種說法。“軋三胡”明顯是個動賓結構，“軋”是動詞，“三胡”起名詞的作用。“訕”字少見作名詞用，文言有“訕訕然”、“訕笑”等用法，口語中常見的搭配是“搭訕”。“胡”字單用，若不是姓氏，必指“胡人”。在“胡言亂語”、“胡搞”、“胡調”等組合中，它是形容詞。即便在“軋訕”中“訕”當名詞用，在這個已有完整意義的詞組後加一形容詞，成為動詞+名詞+形容詞的古怪結構，不符合漢語構詞法。竊以為，有些俗語的起源往往不可考證，或者難以給出理性的解釋。與其強作解人，不如諸說並存。
偶見一份“上海話專業八級（B卷）”試卷（《申江服務導報》二〇〇〇年四月十二日），乃上海籍留學生懷念家鄉土話的遊戲之作。卷中所列考題，絕大多數是一九四九年前的老上海話。唯有“到鐵板新村去”是新詞，意為“進火葬場”，與啟功先生自嘲的“終成鐵板燒”同屬黑色幽默。火葬的普及，在上海不早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上海使用頻率最高的俗語，當推“淘漿糊”。據說老上海俗語中也有此語，其含義很下流，知道的人不多。今天此語在失去其原始意義後，幾乎可以用在所有場合：混日子；做生活（做工作）馬馬虎虎；拎勿清（不領會對方意圖）；說話前言不搭後語；存心搗亂；裝糊塗等等。
特殊的句法或者詞義的轉化，也能產生新的俗語。前者如“不要太+形容詞”，以有名的廣告詞“不要太瀟灑”為經典文本。不要太嗲，不要太鮮，不要太神氣，不要太漂亮等等，都不是否定句，而是形容某種屬性達到無以複加的程度。又如對某人說“幫幫忙好哇”，是個委婉用語，其意思不是請人做某件事，而是不做某件事，相當於老上海話裏的“勿要攪（ｇɑｏ）了”，北京話的“別添亂了”。其語源，想來與老輩上海人表示拒絕時說的“謝謝一家門”不無關係。
胡適在評論吳語小說《海上花列傳》時曾說：“方言文學的所以可貴，正因為方言最能表現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話固然遠勝於古文，但終不如方言的能表現說話人的神情口氣。古文裏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話裏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話裏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方言之所以精彩傳神，尤在俗語。吳語自以蘇州話為正宗，不過，時至今日，講上海話的人數遠遠超過講蘇州話的，“上海閑話”和新生的上海諺語、俗語、表達方式很值得研究。然而與舊時相比，今天上海市民創造新詞的能力好像差了一點。
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後，新概念和新事物層出不窮，反映在語言上是每年都產生大量的新詞，但是在一般情況下它們不具地方特色，因此不能成為方言中的俗語。偶有具地方特色的新詞被全國接受，卻偏偏都不是上海話。北京話貢獻了“大款”和“大腕”（上海話曾經貢獻了“大亨”），廣東話提供了“打的”和“埋單”。此中消息，一是北京以其政治和文化優勢，廣東話（香港話）以其代表的經濟實力，裹脅全國。上海夾在中間，頗為尷尬。二是大小城市的麵貌和生活方式日趨一體化，乃至地下淫業也以相同的模式運作。
上海妓業曾是俗語和切口的重要發源地。如果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小規模的地下妓業還產生了“三三木良”，時至今日，此業已形成一個地下產業部門，卻似乎沒有發明許多有上海特色的用語；即便有，也是圈子內的切口，沒有成為盡人皆知的俗語。全國一律，妓女稱“雞”或“小姐”，領班稱“媽咪”。我曾聽到的唯一帶上海地方色彩的用語，是說某女多少錢“起板”。“起板”是開盤價，最低價的意思，我們能在這裏聽到舊上海拍賣場裏的落槌聲的回響。
發明了洋涇浜英語與借用英語曾是現代上海俗語的一大特色。英語滲入日常生活，上海是在一個多世紀之前開全國風氣之先的。今天英語在中國的傳播之廣遠遠超過上海租界時代，不再讓上海獨領風騷了。不寧唯是，上海方言與北京話相比，更趨向於固守傳統。全國學廣東，都在“打的”，唯獨上海人不甘臣服，他們把雇出租車叫做“叫叉頭”（上海的出租車牌照用英文字母X打頭，狀如“叉頭”）。文雅得“不要太瀟灑”，其實也就是時下粗俗的北京話“酷斃”（英語的“cool”經港台轉口，加上北京話的“斃”）的意思。上海方言讀“酷”為入聲，不似英語“cool”，這大概是此詞在上海的流行程度遠不如在北京的原因。另一例，台灣傳來的“做秀”，在北京聽到的概率也高於上海，想必是因為“上海閑話”裏原本就有“做戲”的說法。至於成句的現代洋涇浜英語，據說是在網上落腳了。留學生之間為調侃和戲謔，故意直譯漢語為英語，如把“人山人海”說成“peoplemountainpeoplesea”，“好好學習，天天向上”說成“goodgoodstudy，daydayup”（黃集偉：《媚俗通行證》）。由於上海籍的留學生人數眾多，我頗懷疑這新一輪的洋涇浜漲潮，與那份“上海話專業八級試卷”一樣，是“江擺渡”（“康白度”）、“那摩溫”、“殺老虎”（“殺老夫”）們的後代發起的。不過，此類翻譯遊戲不為市井接納，做不到家喻戶曉，總歸不能成為新上海俗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