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編一套書，起因是翻閱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間的《旅行雜誌》時產生了衝動。中國的現代旅遊業始於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一九二三年創辦的中國旅行社，其業務範圍除了代售鐵路、公路、輪船、飛機客票，還在全國各地設立飯店和招待所（後來蔣介石在奉化雪竇寺軟禁張學良，就是借用了中國旅行社的招待所）。這家商業機構在文化上的貢獻，是它於一九二七年創辦了《旅行雜誌》。雜誌的編輯部和發行所設在上海租界，利用中國旅行社在各省的網點輻射全國。它主要發表遊記文字，作者以非專業寫作者居多。
海通以來，東南沿海成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上海躍居經濟中心的地位，其文化事業之繁榮，也足以傲視全國。這個人口激增的大都會裏有無數學校，許多書店、報社、出版社、雜誌社、影劇院。教員學生、公司白領、工廠職員、公務員、醫生護士等等受過正規的現代教育，每天都要讀書看報。商店小夥計也有文化。張愛玲就曾感歎上海人之“通”。這個“通”，是“文理清順”的意思。她去煙紙店買肥皂，聽見一個小學徒向他的同伴解釋：“喏，就是‘張勳’的‘勳’，‘功勳’的‘勳’，不是‘熏風’的‘熏’。”
不過，或許可以說，這座大城的居民對內的文化視野不是很開闊。他們能在大光明或國泰電影院裏看到好萊塢新片，在別發洋行買到歐美新書，但是對中國其他地區，除了他們原籍所在的江浙等地，他們所知甚少。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向歐美中產階級看齊，也提倡旅行。不過旅行是少數人才有的機會，《旅行雜誌》對於各地方的交通情況，名勝古跡，固然不斷介紹，然而說來說去，作者們的足跡一般也不外蘇杭南京、鎮江揚州。交通方便的東南盡多佳山水，上海市民做夢也想不到中國還有更廣大的地區有待發現。以西南為例，雜誌的編者統計，截止一九三八年，十二年間發表的一千五百餘篇遊記中，湖南僅有九篇，廣西十篇，雲南九篇，貴州四篇，而且內容單薄。需要說明的是，當時人心目中“西南”一詞所指，與這個概念在今天覆蓋的地域不盡相同。中國旅行社出版的畫冊《西南攬勝》（一九三九年十月初版）的《序言》裏，就有這樣一段話：“以言開發西南之區域，實以四川、貴州、雲南、湖南、廣西五省為其範疇；蓋此五省者，為中國人力物力之所寄，蘊藏之富，視東南諸省殆無遜色。”今天我國致力於開發西部，四川、雲南、貴州自然屬於西部省份，但湖南和廣西不在內，而廣西在西部開發戰略中占據特殊地位，在於它是西南各省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後來，政府把廣西也列入西部——作者補注）。
抗戰軍興，南京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早在政府內遷之前，為了積蓄有生力量，上海和東南沿海地區的機關、工廠、學校和其他單位、組織已開始紛紛遷往西南，此後又有仁人誌士陸續奔赴抗戰大後方。這是一次人口大遷徙，也可以說是二十世紀的首次開發西南運動。在長江上遊的四川，他們被稱為“下江人”。戰亂給了他們獨特的旅行機遇。鄉關萬裏，顛沛流離之餘，他們發現了一個既古老又新鮮的世界，睜大了異鄉人的眼睛去觀察、記錄。他們中不乏知識分子。這一代知識分子都有很好的國學素養，同為亂世之人，他們在杜甫的詩作裏找到相通的感情。“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成為他們反複詠誦的名句。一位作者後來幹脆用“漂泊西南天地間”做他一本文集的書名，而葉聖陶《出川日記》的封麵上印了一頁古代刻本的杜詩，選中的也是《詠懷古跡五首》。
上海淪陷後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由於租界的特殊地位，《旅行雜誌》還能繼續出版（日軍進占租界後，雜誌停刊，抗戰勝利後複刊，直至一九五四年停止出版）。它的許多作者去了內地，從內地投稿，而編者在民族抗戰的大背景下，也樂意發表介紹西南大後方的文章，甚至出了一期“西南專號”（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和“四川專號”（一九四〇年三月）。若把分散在各期的文字集中起來，也就建構了戰時西南的側影。事隔六十年後集中閱讀這幾年出版的各期雜誌，給人一個突出的印象：東南人士終於從小天地裏走出來，參與了國家民族的命運。
這套書主要彙編《旅行雜誌》上有關西南的文章。為與今天的“西南”概念不至差別太大，專題記述戰時湖南城鎮麵貌的文章一概不收。不過這個大省在本書中並非完全缺席。我們搜集了不少旅行記，有的作者途經湖南，用文字做了速寫。再者，當時人注目的主要是湘西，感興趣的讀者很容易找到沈從文作於此一時期的《湘西》：無論從文學還是文獻角度來評價，都不可能有比這本小書寫得更好的關於湘西的作品。至於廣西，鑒於它在抗戰時期的重要性（桂係治理下的廣西在各方麵較國民黨控製的其他地區更有條理；日軍晚至一九四四年才攻陷廣西梧州、桂林等地，次年即被我方收複），有關這個省的文章我們未能割愛。編者希望能通過視角各自不同的文本，保存一些有關當時西南地區山川地理、社會經濟組織、交通、民生、物產、風俗等等的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