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四川的文章最多，自然因為“陪都”重慶是大後方的中心，多數東南人士選擇重慶、成都與周圍地區為流寓之地。重慶繁忙，成都悠閑；瀘州富庶，萬縣衝要；青城幽，峨眉秀；酆都鬼國，樂山佛地；賞心茶館，曆險“花街”；懷古釣魚城，野餐桓侯廟……編有關文字為一卷，名曰《四川的凸現》。當時有西康省的建製（一九三九年元旦成立，以原西康省建省委員會主席劉文輝為省政府主席），省會康定，其地域包括今天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涼山彝族自治州和雅安地區的大部分。本冊也收錄幾篇西康遊記，所記皆為藏區情況。
由於抗戰前期淪陷區人士通常取道滇越鐵路奔赴內地，戰時建設的滇緬公路又是中國取得外部物資的主要通道，雲南的戰略地位變得特別重要。西南聯大遷至昆明，更是雲南曆史上輝煌的一頁。廣西的桂林一度集中了大批文化人，成為戰時的文化中心，尤其是出版中心。貴州素稱窮山惡水，“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寸平，人無三分銀”。抗戰帶給它一個發展的機會，貴陽成為西南諸省的交通樞紐。集有關這三個省的文章為一冊，名曰《浪跡滇黔桂》。
第三冊名為《征程為歸程》。如果說前兩冊所收各文，是旅行者在停留地點的靜態觀察，本冊則是“人在旅途”的動態見聞。所經路線、交通工具、住宿、物價等等，今天讀來有點瑣屑，在當時卻是寶貴的旅行指南。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年長的喜歡杜詩，年輕的於憂患之餘，更多幾分悲壯的豪情。他們愛唱嶽飛的《滿江紅》。“八千裏路雲和月”，漂泊對他們也是征程。本冊所收的行程記可分三類：
第一類記錄從東南沿海到西南內地的旅程。抗戰初期，淪陷區與大後方的交通尚未中斷。從上海出發，可以坐船到寧波，然後由金華到鷹潭，轉入江西、湖南（《圍城》中趙辛楣、方鴻漸一行走的就是這條路線）。多數人則乘船直接到香港，然後換船入西江口，溯江而上，經廣東各埠與廣西的梧州到柳州，再走公路由貴陽到重慶。徐悲鴻夫人蔣碧薇的父親蔣梅笙老先生取道此徑，寫有《西南旅行日記》。或者坐船到越南的海防，再經滇越鐵路到昆明，由昆明換汽車到重慶。施蟄存先生於一九三七年秋赴雲南大學任教，所行經曆浙贛湘黔四省，著有《西行日記》。後來戰局有所變化，這幾條路都不通了。從淪陷區赴大後方，須冒險越過安徽界首一帶的封鎖線，進入中國政府轄區，然後經洛陽、潼關、西安，越秦嶺，由漢中入川。黃裳先生走過這條路。
另一類所記為從西南一省到另一省的曆程，編選時很難歸在某一省的名下。當時在西南各省間旅行，隻有搭乘由西南公路管理局統一管理的長途客車。購票難，須提前登記，十天半個月後能買到票已屬萬幸。住宿也難，客棧猶是“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的中古況味，破壁透風，油燈如豆，被褥極髒，臭蟲跳蚤為患。唯有中國旅行社的招待所能提供符合現代標準的服務。此外，當時幣製尚未統一，法幣雖然通用，但在廣西和雲南同時流通桂幣和滇幣，購物有時需要換算。
最後一類，是從西南回到東南的曆程。抗戰勝利後，流寓西南的東南人士紛紛東歸，當時的說法叫“複員”。政府隻負責運送軍政人員。老百姓來時艱辛，歸去亦自不易。他們坐不上，也坐不起飛機，購買車船票亦難如登天。張恨水作為重慶《新民報》的負責人，包了一輛卡車，率同仁與家屬東歸。一路風塵，一再修車，同一車隊的鄰車曾翻入道旁溝內，所幸有驚無險。他在路上寫作《東行小簡》，留下極為寶貴的記錄。葉聖陶全家與開明書店的同事和親友家屬雇了兩條川江的木船，曾撞船、損舵、觸礁，備曆險情。盡管如此，文人終是積習難改。張恨水行抵貴州鎮遠，憶及兒時讀地理教科書，有鎮遠一課，曾竊思今生有至此處一日否。“唯四十年來素願，償於一夕，精神興奮，不可名狀。晚餐後，手攜木杖，獨步街上，意甚自適。”葉聖陶喜飲酒。木船於除夕之夜停泊涪陵，乃“犒舟子以肉六斤，令‘打牙祭’。餘與芷芬等飲酒，甚酣。鋪蓋鋪齊後，各人坐於鋪位，聽漢華唱《思凡》、《問病》、《琴挑》，聲音節拍皆合法度，餘甚賞之”。如果他們在途中也想起杜甫，湧向心頭的名句該是“青春作伴好還鄉”。
故國重光，遊子終於歸家。他們洗盡客袍上的征塵以後，發現戰後中國麵臨的仍是動亂的局勢。不過這“八年離亂”的經曆，對他們是不可磨滅的回憶，而這些文字，應該成為我們這個民族的集體記憶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