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房子容易，租房子卻極難。張恨水在別處寫道：“因抗戰而入川的人，像潮水一般的湧到了四川，湧到了重慶，重慶的房子立刻就成了不能解決的問題，加之二十八年夏季的日機大轟炸，將重慶的房子，炸去十分之五、六，讓在重慶住鴿子籠的人，都紛紛地搶下了鄉。下鄉也是沒有房子的，於是鄉下的人，就以極少的價錢，建築起國難房子來居住。這種國難房子，是用竹片夾著，黃泥塗砌，當了屋子的牆。將活木架著梁柱，把篾子紮了，在山上割野草，蓋著屋頂。七歪八倒，在野田裏撐立起來，這就是避難之家了。這種房屋，重慶人叫著捆綁房子，講的是全用竹篾捆紮，全屋不見一根鐵釘。”（《我的寫作生涯》）於是在重慶郊外，許多茅蓬草屋門前，常有雪白的西裝襯衫、摩登旗袍之類晾曬出來。
重慶首次遭日機轟炸是一九三九年（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午。同年五月三日、四日，又遭兩次大轟炸。這以後，躲避空襲成為重慶市民日常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利用山城的地形，公私防空洞都挖在山裏。洞口拾級而下，兩邊和頂上都有圓木柱，如秋千架。出口必有兩個以上，以防一端塌下，可從另一端出去。洞內，兩壁有釘在木柱子上的木板作凳子坐。也有電燈，電燈熄了可點火油燈。
這樣的防空洞，躲在裏麵應該是相當安全的。可是由於管理不善，曾發生震驚中外的“大隧道慘案”。大隧道是供一般市民用的公共防空設施，由七段隧道組成，最大的一段位於市中心校場口。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晚，日機來襲。上萬民眾湧進躲避，超過了設計的最大容量，尤以十八梯入口處人滿為患。洞內空氣減少，溫度增高，中間和尾端的人向外擠，洞口的人為安全又往裏擠，秩序開始混亂。日機侵入市區後，防護人員關閉隧道閘門，不容進出。日機投彈，地麵上的火焰使洞內氣溫升高，氧氣越益稀薄，人們感到窒息，向外衝。因為閘門是由裏向外關閉的，門外不知內情，沒有去開門，門裏人越擠越打不開門。待防護人員和憲警劈開閘門，壓死與悶死的人已不計其數。敵機的輪番轟炸使救護工作難以進行。十一點後警報解除。天亮時分，當局才派人清理屍體，拖出來用卡車拉走掩埋……
慘劇不是每天發生。沒有空襲的日子，人們照常工作、生活，也需要有點娛樂。本地人自然愛看川戲，下江人去的少。電影院場場爆滿，其他娛樂場所也不相形見拙。書場尤其熱鬧，不論唱京劇，唱大鼓，十個歌女九個紅。頭等歌女來自秦淮，其次來自漢口，本地的身價較低。
男婚女嫁自然照常。婚期之日，新郎偕媒人，先乘轎至女家，迎新娘歸。新娘在結婚之前三日，要哭三天。如親戚婦女來吃喜酒，亦要陪哭。否則笑新娘不要臉。來賓不哭，責為不表同情。
下江人的耳朵聽不慣川戲，對四川話也感到新鮮。父親稱老子，母親稱太太，丈夫稱問事的，妻子稱堂客，孫子稱末兒。可以稱要得，不可稱要不得。病重稱鬧發，病輕稱鬆發。香煙稱紙煙，大英牌稱小大英。妓女稱玩家，鴇母稱太婆。閃電稱噴火傘。睡眠稱瞌睡（音“哭速”），奔跑稱跳去。
重慶戰前有三十餘萬人口，戰時激增到七十多萬。下江人與本地人在這個炎熱多霧，兩水環抱的山城和睦相處，協力抗戰，終於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國民政府於勝利後發布《還都令》：“重慶襟帶雙江，控馭南北，占戰略之形勢，故能安度艱危，獲致勝利。其對國家貢獻之偉大，自將永光史冊，弈葉不磨滅。”
為紀念抗戰勝利，一九四六年十月，重慶市政府決定在原“精神堡壘”舊址上建立“抗戰勝利紀功碑”。“精神堡壘”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在督郵街廣場建成的四方形炮樓式木結構建築，象征堅決抗戰的精神。新碑全部用鋼筋水泥建造，內有旋梯可達頂端。重慶解放後，西南軍政委員會決定將“抗戰勝利紀功碑”改建為“人民解放紀念碑”，俗稱解放碑。今天解放碑是重慶市中心的標誌性建築，舉行重大集會和慶典的場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重慶人士不斷提議恢複紀功碑的原貌，因為它紀念的是不分黨派、階級，整個中華民族的勝利。新出版的《老重慶》一書的文字作者黃濟人先生同意這個提議。我不是重慶人，但作為中國人的一分子，也希望能改回去。紀念重慶解放可另樹一碑，而“抗戰勝利紀功碑”應與成都人民公園（原少城公園）內的辛亥保路死事紀念碑一樣，永存於巴山蜀水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