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史商榷》是由清代人王鳴盛所著，也是我國傳統史學走向總結時期的一部重要曆史考證學著作。
中國史學發展到了清代，經曆了2000多年的厚重積累，成就固然很偉大，但流弊也積重難返。每當一種史學思潮形成後，都按其宗旨對前代的書籍進行整理和改造，這固然促進了史學的發展，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種種人為的舛誤，出現了古代史籍被歪曲和篡改的積弊。乾嘉時期，史家以前所沒有的理性意識對中國古代史籍做了一次全麵清理。
王鳴盛所著的《十七史商榷》，就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產生的。他指出：“十七史者，上起《史記》，下訖《五代史》，宋時嚐彙而刻之者也。商榷者，商度而揚榷之也。海虞毛晉汲古閣所刻行世已久，而從未有全校之一周者。予為改訛文、補脫文、去衍文；又舉其中典製事跡，詮解蒙滯，審核舛駁，以成是書，故名曰《商榷》也。”王鳴盛考史的特點，首先對一部正史進行總體評價，然後再考證各種具體問題，最後再論及與此相關的其他史書。
《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劄記》、《廿二史考異》相比，成就突出表現在史書文字的考訂、曆史事跡的考訂和地理、職官等典章製度的考訂等方麵，為清理和總結我國古代史學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容人助災民
◎寬容即是幸福。——格言
富弼（1004—1083年），字彥國。洛陽（今河南洛陽東）人。天聖八年（1030年）以茂才異等科及第，曆知縣﹑簽書河陽（孟州，今河南孟縣南）節度判官廳公事﹑通判絳州（今山西新絳）﹑鄆州（今山東東平），召為開封府推官﹑知諫院。至和二年（1055年），與文彥博同時被任為宰相。後退居洛陽，仍繼續請求廢止新法。有奏議、安邊策、文集等，今存《富鄭公集》一卷。《宋史》卷三一三有傳。
北宋仁宗時期，青州（今山東青州）知州富弼在大災之年救助幾十萬災民的事跡，在人民中樹立了一座巍巍豐碑。
當時，有個叫石首道的人作了一首《慶曆聖德詩》，詩中除讚頌仁宗的清政之外，還熱情地讚頌了富弼、範仲淹、韓琦等人的政績。不料過了不久，石首道遭人誣陷下獄。富弼的政敵見有機可乘，便借題發揮，惡毒地對富弼進行誹謗、攻擊。仁宗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將富弼治罪降職，先由朝廷樞密使降為河北宣諭使，繼而改任鄆州知州，緊接著又貶為青州知州。一些人看到富弼連連降職，也開始對他不信任起來。一時間，流言四起，富弼的處境非常艱難。
在身處逆境的情況下，富弼仍然牽掛著百姓，根本沒將個人的榮辱得失放在心上。他到青州上任之後，正巧這年黃河以北發生了大災。老百姓紛紛背井離鄉，向東輾轉遷徙，僅到青州境內的就有六七十萬人。富弼看到顛沛流離、妻離子散的難民，頓生同情之心。他命令青州各地，不論困難多大，一律要無條件收留、安頓災民。為解決災民的吃飯問題，富弼冒著極大的風險打開了國家糧倉，對災民進行賑濟，還說服動員青州的廣大百姓捐糧捐衣，救助受難的同胞。為了解決災民的住宿，他出麵親自協調，妥善地安置了一批又一批災民。由於他細致、周密的安排，災民們來到青州，居有室、食有糧、病有所治。逃到鄰近縣的災民一看青州如此厚待災民，也紛紛前來投奔。一時間，在通往青州的大道上，災民像趕大集一樣，絡繹不絕。
這時，一些關心富弼的人看到這種情況，連忙到州衙去勸富弼：“近年來，您的敵人無事生非，對您進行攻擊，現在您這樣厚待災民，更容易招來猜疑和誹謗。一旦給他們留下口實，下一步您麵臨的災禍將不堪設想。”
富弼聽到這善意的勸告，不僅沒有取消安置計劃，反而更堅定了救助災民的決心。他回答說：“現在六七十萬災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我不能為了保全自己而置幾十萬災民的性命於不顧。假如，由於我的努力，這些災民能順利度過災年，我個人即使遭再大的罪也心甘。”
此後，他對安置災民更盡心了，四處奔波，多方協調，常常是腰酸背痛、口幹舌燥。
第二年，災民們先後扶老攜幼，依依不舍地離開青州，返回故鄉。臨走之前，許多人跪在州衙門口，感激富知州救命之恩。然而，富弼卻從不接受這種感激，他認為自己隻不過做了一個知州應該做的事情。
◎故事感悟
司馬光曾稱讚富弼“溫良寬厚，凡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富弼的這種無私關愛、心納百姓的精神值得讚賞。我們在工作和學習、生活中不能總是以個人利益為第一，也要以寬厚、無私的心去幫助、扶持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