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記憶版圖上的競爭
海外事
作者：吳思
一、爭奪彼爾姆-36
彼爾姆-36（Perm-36）是蘇聯時期的勞改營，現在是紀念館。我們去參觀的時候，一家民間組織正在與官方爭奪主辦權。
爭奪的一方，是彼爾姆-36的現任館長維克多·施米羅夫（Viktor Shmyrov），他們是俄國最大的NGO“國際記憶協會”的一家分會。另一方，是彼爾姆州州長。
彼爾姆-36坐落在彼爾姆州首府彼爾姆市的東北方，開車要走兩三個小時。這裏靠近烏拉爾山脈西麓，人煙稀少。紀念館就是由四層圍牆和鐵絲網圍起來的兩處院子，院內有一棟小樓，幾棟作為車間和住處的平房，廢棄的宣傳欄，高高的崗樓。不遠處有一座小村莊，周圍是無邊的曠野。
我們去的那天，2013年10月12日，秋雨飄灑，全天隻見到兩撥訪客，十幾個人。參觀門票200盧布，以當時人民幣1元兌換5.6盧布折算，這點遊客量，一個月的門票收入不過1.5萬人民幣，按照莫斯科的工資標準，隻夠兩個人的月薪。
這裏有什麼值得一爭呢？介紹手冊上說，彼爾姆-36是唯一完整保存下來的古拉格時代的勞改營。
蘇聯時代存在過476個勞改營聯合企業，由數以千計的獨立勞改營組成，每個勞改營的囚犯少則成百，多則上萬，總管是“勞改營管理總局”——簡稱“古拉格”。古拉格創始於上世紀20年代，斯大林時代全盛，勞改犯常年保持在200萬人左右。據估計，大約有1800萬人進過古拉格係統，此外還有600萬人被流放到哈薩克沙漠和西伯利亞森林。這些人建成了無數水庫、運河、鐵路和城市，生產了幾乎所有種類的產品。（《古拉格：一部曆史》，安妮·阿普爾鮑姆，新星出版社，2013年，序言第2頁，正文第637頁。）按照彼爾姆-36介紹手冊的說法：“沒有古拉格廉價的奴隸勞動，斯大林完成國民經濟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計劃是不可能的。”“古拉格不僅是包含了數千所勞改營和數百萬受害者的巨大的勞改管理係統，而且是這個國家的生活方式。”
這就是說，彼爾姆-36是人類另類文明的物質遺產。
彼爾姆-36創建於1943年，主要用來關押政治犯，1988年關閉。上世紀90年代，國際記憶協會組織當年的勞改犯，包括曆史學家和人類學家，總共70人，重訪彼爾姆-36。他們籌集資金，把荒廢的勞改營改建為紀念館，1996年作為“政治迫害紀念中心”對外開放。
在70人團回訪彼爾姆-36的時候，現任副館長塔吉亞娜·庫爾希娜（Tatiana Kursina）已經四十歲，結婚生子，在學校裏教曆史，日子過得很安穩。她說，她熱愛這個國家，聽說家裏有政治迫害受害者，很是憤怒，不肯相信。她在彼爾姆-36見了70人團，聽了他們的故事，才意識到自己所學的當代史是假的。她沒臉再教這樣的曆史，於是放棄自己一直關注的十八九世紀俄國史，改修當代史。她說，不能讓現在的年輕人像她一樣，到四十歲才知道曆史真相。
十幾年來，紀念館開研討會，建紀念碑，辦人權節，多次召集國際會議，名氣越來越大。塔吉亞娜說，如果十年前知道彼爾姆-36的人不多的話，現在不知道的不多了。我們成了一個名牌。
這塊名牌經常引起爭議。支持者出錢出力，反對者指責他們抹黑曆史，有人還放火燒了紀念館的一處院子——關押重要政治犯的那座勞改營。我們去參觀時，遭災的勞改營還在修繕，裏邊空空蕩蕩。沒有遭災的勞改營，陳設著舊時的生活和勞動用具，還有古拉格的曆史介紹。
彼爾姆-36紀念館的經費，初期主要靠民間讚助，地方政府的資助大約占20%。後來，官方資助的比例逐步提高到80%。
塔吉亞娜說，普京總統和聯邦議會都支持我們這個項目，普京還簽署了一個紀念人權受害者的文件。促使總統簽署文件的過程很艱難，是社會和民意推動他簽署的，紀念協會在其中發揮了很大作用。普京簽署的文件涉及三個項目，準備撥款五億盧布。塔吉亞娜說，這可是一大筆錢，大有油水。
這時候，彼爾姆州的州長出麵了。他告訴館長施米羅夫，紀念館要收回，由政府主辦。施米羅夫堅決反對。州長堅持收回，指定10月9日談判收回的具體方案。於是，施米羅夫和塔吉亞娜飛往莫斯科，向國際記憶協會主席阿瑟尼·羅津斯基（Arseny Roginsky）求助。
政府掏錢政府辦，究竟有什麼不好？
塔吉亞娜說，2012年舉辦人權節，請俄羅斯和各國客人來彼爾姆-36，在曠野上搭帳篷，唱歌，朗誦詩歌，政府就大加限製，這個不許請，那個不許請，否則就不給經費。為難之際，德國的伯爾基金會表示願意出錢，2012年的人權節才辦成了。2013年的人權節，政府在最後一分鍾通知他們，經費砍掉一半，人權節就沒辦成。如果由地方政府主辦，對項目來說是災難性的。
2013年10月8日，在莫斯科“國際記憶協會”的會議室裏，我們初次見到施米羅夫和塔吉亞娜。記憶協會執行主任葉蓮娜·熱姆科娃（Elena Zhemkova）簡單介紹說，他們到莫斯科辦事來了，過幾天你們還會見到。“辦事”這個詞，還有兩位館長謹慎的外地人舉止，讓我想起中國那些到京城跑關係的人。
他們確實想跑關係，借助中央力量，對抗地方最高長官。
二、記憶版圖上的競爭
在俄羅斯曆史記憶的版圖上，一直有不同力量競爭，記憶協會也是重要角色。
國際記憶協會的前身，是一個名為“記憶”的小組和非法出版物。
上世紀70年代，羅津斯基大學畢業，分配到鄉村當中學教師。他發現教科書上的許多內容與當事人的記憶不符，就組織了“記憶”小組，約稿子，采訪曆史當事人，每年彙編出版，刊名也叫《記憶》。
《記憶》發表的文章，涉及一些敏感話題，例如1962年新切爾卡斯克大罷工事件。當地工人因物價上漲和計件工資下降罷工，軍隊開槍鎮壓，23人死亡。消息被嚴密封鎖，這個話題成為禁區。
記憶小組將文稿弄到巴黎，印刷後弄回國內傳播，一年出一本。出到第四本，1981年，羅津斯基被捕，判刑四年，罪名是泄露秘密檔案。
1985年，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羅津斯基出了勞改營，接著做《記憶》。蘇聯解體前，他已當選代表，進入最高蘇維埃人權委員會。羅津斯基參與了有關平反和監獄管理法律的製訂，1996年擔任國際記憶協會主席。
國際記憶協會，又譯國際紀念協會（International Memorial），全稱是“國際記憶-曆史、教育、人權和慈善協會”，響應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安德烈·薩哈羅夫的倡議，於1989年1月成立。現在俄國各地有60多個分會，還有80個國際分會。
羅津斯基說，協會是非政府組織，與官方組織無任何關係。我們遵守所有法律，此外不服從任何官方命令。這在俄羅斯很不尋常。很少有什麼組織能夠獨立於官方。官方不喜歡我們，但也不敢對我們施加太大的壓力，因為社會輿論不允許。社會輿論支持我們對曆史的研究和解釋，支持我們維護今日人權。這些問題在當代俄羅斯非常重要。
羅津斯基向我們介紹了官方對恐怖記憶的控製及政策變遷。
布爾什維克執政之後，紅色恐怖開始，數以百萬計的人進了勞改營，他們的親友也受到牽連。這些事實，當時不許公開談論。
赫魯曉夫時代開放了一些，但是半遮半掩。那時的口徑是：恐怖是針對黨的，黨是正確的，壞事是斯大林幹的。
實際上，羅津斯基說，恐怖是針對全體人民的，並不僅僅針對黨。但民眾的記憶被扭曲了。赫魯曉夫的觀點是，總體是好的，有個別錯誤。可是，我們認為，恐怖是這個國家的基礎。沒有恐怖，這個製度就不能存在。另一個虛假的說法是，恐怖隻是短期的，很快就停止了。實際上，恐怖是長期的，大規模的，2000萬人死於恐怖。（由布爾什維克革命導致的死亡人數，有1000萬說，1200萬說，2000萬說。見《古拉格：一部曆史》第639頁）
赫魯曉夫下台後，媒體連這些也不提了。在官方版本的曆史記憶中，恐怖並不存在。
戈爾巴喬夫時代，人們有了談論這些話題的自由。記憶協會成立了。我們要公開地把罪惡說成罪惡，讓人們了解我們的曆史上有過長時間的血腥時期。我們要把受害者的名字公布於世。我們要把這些刻上紀念碑，寫入教科書。這就是我們在80年代末期的工作。
進入90年代，一些擁有政治權力的人開始追溯曆史，以便為自己的合法性正名。羅津斯基在《斯大林主義的擁抱》一文中說，民眾也渴望確認自己是誰，俄羅斯是誰。政府在90年代推出了曆史上的光輝形象——斯托雷平、彼得大帝等等，但民眾沒有接受。他們太遙遠了。
葉利欽時代之後，政府想打造一個偉大國家的形象：這個國家永遠偉大，光榮地克服了重重考驗。政府需要這種曆史形象來團結民眾，恢複國家權威的連續性。在這個背景之下，斯大林的偉大領袖形象再次凸現出來。
與政府的努力相反，國際記憶協會不斷強調斯大林時期的恐怖曆史，在集體記憶的版圖上，強調那些侵犯人權的大規模罪行。
記憶協會的檔案館館長阿廖莎帶我們參觀了她們搜集的史料。25年前，他們開始冒著風險搜集蘇聯時期的檔案。現在，大房間裏排滿了檔案櫃，一些房間裏還保存著古拉格時期的服裝、信件、手工和繪畫。檔案和圖書向社會開放。他們還搜集整理受害者名單，據她們介紹，蘇聯政治恐怖的犧牲者，估計有1200萬人，（同上。）目前已經搜集到300多萬，其中包括有名有姓的11900多個中國人。檔案館正在做的一個項目叫“最後的見證者”，請古拉格受害者講述親身經曆，他們搜集整理出來的470個小時的音像資料已經放到網上。
為什麼專門搜集這類資料？羅津斯基的說法是，恢複曆史真相不是恢複所有的真相，而是核心部分的真相。然後，用立碑或掛牌的辦法保存人們的記憶。
我們參觀了記憶協會建立的紀念碑。在莫斯科市中心的盧比揚卡廣場，當年的克格勃大廈旁邊，放了一塊從古拉格發源地索洛韋茨基群島運來的岩石。雖然巨大而沉重，卻是傾斜的，讓人感覺基礎不穩。在比較偏遠的頓斯科伊修道院公墓，我們看到了紀念雕像。很多在大清洗中被處決的人在頓斯科伊火葬場火化，雕像下邊的池子裏，就有成千上萬受害者的骨灰。
羅津斯基說，現在的年輕人在莫斯科大街上走過，他們不知道，曆史上有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在這裏被捕。沒人記得他們。街道兩旁的建築物上應該有標誌牌——某某在此地被抓走，某某雜誌在此處被查封。這些事應該做，可是我們做得不夠。
羅津斯基所說的，是記憶協會推出不久的一個項目：“莫斯科，我們記憶的地方”。他們在一些曆史地點掛上鐵牌：“1938年，某某在此被抓走槍決。”他們並未尋求誰的批準，一批標誌牌突然出現在大街上，吸引了許多人，有些地方還有人獻花。
羅津斯基想做大的事，我們曾經在德國和奧地利的城市裏看到。走在柏林或維也納街頭，經常可以發現某個建築物門前鑲嵌著銅製的地磚，上麵刻著某人的名字和生卒日期，說他於某年月日在此被抓走，死於某地。德國人把這個活動稱為絆腳石運動。這些標誌將眼前的建築與重要曆史事件聯係起來，在城市裏營造出意味深長的曆史時空。
這些工作對現在有什麼意義呢？
羅津斯基說，過去和現在絕對有聯係，這種聯係就是人權。我們把曆史真相與人權這兩個概念聯係在一起。大規模的恐怖是什麼？就是大規模地粗暴地踐踏人權。這就是昨天。今天是什麼？沒有了大規模的踐踏人權，但依然在破壞人權。今天破壞人權的原因，可以在昨天找到。
三、麵向年輕人
伊琳娜·謝爾巴科娃（Irina Scherbakova）在記憶協會裏負責高中生作文比賽項目。她說，協會成立的初衷是搜集保存史料，但成立十年後，大家明白了，協會的意義在於麵向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