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曆史上的改革困境與成敗周期
古今談
作者：章立凡
改革及改革家的困境是什麼？改革的成敗在曆史時空中有無周期性的軌跡？這是兩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在中外曆史上，也確有不少著名的先例可供參考。
梭倫與商鞅：困境相似結局不同
公元前594年，梭倫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執政官，推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他廢除債務奴隸製和殘酷法律，按財產分級賦予政治權力，建立三權分立架構，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乃至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礎。
梭倫改革在貴族與平民的夾縫中進行，既幫助了窮人又恪守中道。他曾以詩明誌：“我拿著一隻大盾，保護兩方，不讓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據優勢。”
亞裏士多德曾在《雅典政製》一書中，談及梭倫在改革中的困境：
當梭倫完成上麵所述的憲法時，平民時常來找他，並且為著他的法律而使他感到煩惱，批評這些，問問那些；他既然不願變更法律條文，又不願居留而受謗，所以旅行埃及，以經商和遊覽該地為目的，聲明十年之內，將不回來，因為他認為他沒有義務留下來解釋他的法律，大家應該遵從他所寫的法律條款。而且這時他的境遇也很不順適……因為人民期待他製訂法律，重新分配一切財產，而貴族則希望他或則恢複以前的製度，或則隻是略加變更；但梭倫雙方都不討好，盡管他如果隨意袒護一方，就有成為僭主的可能，他卻寧願遭受雙方仇視，而采取曾是最優良的立法，拯救國家。
公元前572年，梭倫在執政二十二年後放棄權力，前往埃及、塞浦路斯、小亞細亞等地漫遊。他出走之後，雅典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公元前560年，庇西特拉圖以武力成為雅典僭主。但這位僭主繼續推進改革，原有的改革成果得以保全。梭倫遊曆十年後返回雅典，退隱在家從事研究和著述，死後安葬在故鄉薩拉米斯島。
相形之下，東方的改革家商鞅，就不像梭倫那樣知進知退。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於公元前356年、350年先後兩次實行變法。“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戰國策》）”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說（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史記·商君列傳》）而利益在變法中被侵犯的貴族們，則強烈反對他。
據司馬遷記載，智者趙良曾當麵批評商鞅的為政風格：“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他指出商鞅“危若朝露”，“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勸其急流勇退。商鞅沒有接受趙良的勸告。
性格決定命運。公元前338年孝公薨逝，秦惠文王繼位，商鞅失勢出逃。他在位時法令森嚴，逃亡中投宿旅店遭拒，被捕車裂而死，後人譏為“作法自斃”。司馬遷認定他“天資刻薄”，“刑公子虔，欺魏將卯，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
拋開道德評價，兩位改革家的共同之處，是在頂層與底層的夾縫中奮鬥，而其新法在他們下台後均得以繼續實行。不同在於個人結局：一位執政二十二年全身而退，換來新法十年不變之約；一位行新法十年大治，專政十八年最終勢敗身裂。
中外改革周期：多以五至十年為一節點
盡管上述兩場改革時空各異進程參差，但梭倫的十年約定和商鞅十年成功，還是引發了我的思考。任何事物的發展都存在階段性，檢索中外曆史上有代表性的改革，大體上以五至十年為一節點，越到近代越有節律感。
北魏孝文帝改革：公元471年即位，自484年起開始改革，首推俸祿製，翌年頒布均田令。十年後（495年）遷都洛陽，全麵實行漢化政策。499年崩逝，在位28年。
北宋王安石變法：公元1069年出任首相，陸續實行均輸、青苗等新法。五年後（1074年）罷相，翌年被召回複職，1076年第二次罷相。下台後新法猶存，1086年司馬光為相，盡廢之。
明朝張居正改革：自公元1572年起，連續十年任內閣首輔，創製“考成法”“一條鞭法”。1582年病卒後，被褫奪官爵，查抄家產。
俄國沙皇亞曆山大二世改革：1856年召見莫斯科貴族，提出自上而下改革農奴製的設想，翌年成立農民事務秘密委員會。五年後的1861年，頒布農奴製改革法令。1881年準備啟動君主立憲改革，遇刺身亡。
日本明治維新：狹義的明治維新，自1868年宣布改元“明治”始。廣義上則可從1867年起算，包括“大政奉還”、“王政複古”等政治事件。五年節點上（1872年）廢藩置縣，十年節點上（1877年）結束西南戰爭，維新大局底定。
列國改革曆史進程中，還有不少以五至十年為一節點的情況，例如：俄國斯托雷平土地改革（1906-1911），中國清末新政（1901-1911），美國羅斯福新政（1933-1939），前蘇聯戈爾巴喬夫改革（1986-1991）等。節點本身未必十分規範，同時也存在著例外：如中國唐代的“永貞革新”和清代的“戊戌變法”，皆曆時百日即告失敗；而歐洲的宗教改革，則長達一個世紀……等等，需具體分析其政治、文化等方麵的特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