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俄國記憶版圖上的競爭(2 / 3)

通過中學教師,她們發動學生采訪家裏的長輩,記下家庭的曆史記憶,參加作文比賽。如何不帶偏見地聚焦人權受到損害的曆史?她們選擇了一個比較客觀的題目:人的曆史。伊琳娜說,蘇聯隻講權力的曆史,不講人的曆史。人被看作一架機器上的零件。發動孩子訪問家人,就是要補上人的曆史。

作文比賽已經堅持了14年。獲獎作文都放到了網上。伊琳娜說,我們每年會把最好的作文彙編起來,出一本書。例如,《我們祖輩的三十年代》、《圍繞家庭圈子的曆史》等等。

伊琳娜說,現在俄羅斯的多數孩子想學法律或經濟。他們在訪問長輩和查找檔案時發現,案件中沒有律師出場。他們用現代的眼光看曆史,就會有更深刻的感受。

孩子們在采訪中形成了對曆史的認識,培養了自己的批判精神。一個小女孩在作文中引用了艾赫瑪托娃的一句詩:在俄羅斯/人被分成兩部分/一部分被送進監獄/一部分把人送進監獄。小女孩寫道:我不認為隻有兩部分。更大的一部分像小草一樣被踐踏。這些頑強的小草,隻想自己生活下去,生存下來。

普京總統也非常重視青少年教育,但傾向不同。2012年9月12日,他向社會各界代表談到對年輕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性:“俄羅斯能否保存並且使自己得到增強,能否成為當代有前景的和有效發展的國家,同時,在當代很不一般的形勢下,能否不使自己迷失,不喪失獨特性,這取決於我們如何教育青年。”(轉引自張盛發:《普京重任總統後再次治理俄羅斯曆史教科書問題》,《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13年第6期。以下關於曆史教科書問題的介紹和引文出處相同。)

普京認為,這個領域的競爭很激烈:“包括我們自己的曆史經驗、文化自決性、精神和道德價值都證實,這是一個競爭殘酷的領域,有時是公開的信息對抗的目標,不想說進攻性,但準確地說是對抗,這是精確策劃的宣傳進攻。”

普京總統在前兩個任期內,多次發起攻勢,試圖統一曆史教科書。

2003年11月和2007年6月,普京兩次會見俄羅斯曆史學家和全俄曆史教師代表。他說,曆史教科書應當培養青年人對自己祖國曆史和對自己國家的自豪感。2003年講話不久,多盧茨基編寫的中學教科書《20世紀祖國史》便從俄羅斯聯邦推薦書目中被剔除,理由是“對我們祖國曆史的成見和對材料有偏見的闡述”。這引發了俄羅斯社會關於曆史教科書問題的爭論。官方授意和資助的教學用書是菲利波夫主編的《俄國現代史(1945-2006年)》教師手冊。在這本書裏,斯大林以有效的管理者形象出現。這本書的內容和觀點引起了俄羅斯各界的更大爭論。

普京在第一個任期禁了多盧茨基的教科書,在第二個任期扶植了菲利波夫的教科書。2012年5月,普京第三次出任總統,幹脆釜底抽薪,試圖統一曆史教科書,用政府中意的教科書統一課堂。

2012年12月,第三次就任總統不久,普京在國情谘文中闡述了他的整體目標:“俄羅斯應當成為一個主權的和有影響力的國家。我們不僅應當堅定不移地進行發展,而且要保持自己的民族和精神認同,作為一個民族不使自己迷失方向。”

四、記憶與身份的糾葛

俄國是什麼性質的國家?俄國人是誰?過去是誰,現在又是誰?這類身份認同問題與曆史記憶關係密切,在俄國內部也有不同看法。

羅津斯基說,過去,我們是誰的答案很清楚,我們是蘇維埃人。現在肯定不是了。現在是誰有爭論。一種說法是,我們是東正教徒,這是我們的傳統。但很多人不同意,我就不同意。傳統信仰沒那麼強大。有人說我們是俄羅斯人,但這隻是一個民族的概念,而且,俄國是多民族的,把俄國人稱為俄羅斯人也不準確。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一個混亂的尚未解決的問題,暫時沒有答案。

聽到蘇維埃人這個詞,我想起70年代讀過的一本日本左派寫的書:《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作者認為蘇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認為蘇聯是修正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當時對蘇聯社會的性質已有不同看法。社會主義國家,蘇維埃人,隻是蘇聯官方的說法,相信的人多,一時便成為主流看法。現在,回顧曆史,談論那時社會的性質,羅津斯基用的詞是“斯大林主義”。

羅津斯基在《斯大林主義的擁抱》一文中寫道,斯大林主義是一套國家統治的體係,是斯大林時期的特定政治實踐的總稱。其一般特征是:將恐怖作為普遍手段來解決所有政治和社會問題。因為有國家暴力和恐怖,才可能實現統治的集中化,才可能強勢地推介某種意識形態,才可能出現大批的奴隸勞工以及其他許多現象。

我不清楚這個概念的來曆。西方政治學界描述斯大林時代的常用概念是“極權主義”,從斯大林死後到轉型之前是“後極權主義”。可見,對蘇聯時代社會性質的看法和命名之亂。政治製度和社會性質,僅僅是整體文化的一個方麵。對政治身份的看法如此雜亂,對文化身份的認同就更混亂了。

俄國人對斯大林時代的記憶也是矛盾混亂的。

羅津斯基說,記憶告訴我們,那個時代是恐怖時代。誰是恐怖分子?國家。國家機器製造了恐怖。恐怖製度是這個國家的基礎。可是,就說俄國的20世紀吧,修建了很多鐵路,電站,放了衛星,造出了原子彈和氫彈,我們的曆史是從勝利走向勝利。其中最大的勝利是戰勝希特勒。我們是絕對的善。所有這些關於勝利的記憶,如何與關於恐怖的記憶聯係起來?為俄羅斯驕傲?為俄羅斯羞恥?怎樣把這兩種東西放在一個腦袋裏,這就是我們的困難。

羅津斯基說,很多前蘇聯的共和國正在編寫自己的曆史,例如格魯吉亞,他們的敘述是:“我們原來正常地生活,俄國人來了,給我們帶來了恐怖,我們一直反抗,最後我們勝利了,自由了。我們是受害者,俄國是劊子手。”確實,我們沒有被占領,我們自己建立了恐怖製度,殺了自己人。我們是劊子手,同時又是受害者。當然,也可以把黨說成黑的,我們是白的。但也不好辦。誰是黨呢?我們自己就是黨,黨就是我們。

聽到這裏,我想到一對中國概念:官-民。官不是民眾選的,造了孽怎能追究民眾?那麼,是否可以說官是黑的,民是白的?

我又問自己:難道民眾真有那麼白嗎?官方固然要承擔主要責任,但官來自哪裏?執政前他們就是民間的一股勢力。執政後,大量的官員也是從民間選拔的。如果民眾方麵把責任推卸得一幹二淨,把自己說成單純的受害者,如某些反右和文革積極分子那樣,這種總結不會掩蓋真相嗎?

我知道,德國人總結曆史教訓並沒有繞過民眾。2005年1月25日,德國總理施羅德在紀念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60周年的講話中表示,德國人民對於當時的大屠殺負有責任。他說,“納粹意識形態的邪惡並非突然產生。思想上的野蠻殘忍和缺乏道德上的自抑是有其曆史的。事情十分清楚:納粹意識形態是人民自願接受並且予以執行的。”

德國總理在討論責任時強調了意識形態。納粹的意識形態包括消滅劣等民族,蘇聯的意識形態包括消滅階級敵人。階級敵人不是人,而是毒蛇猛獸。

契卡創建者捷爾任斯基1918年9月3日在《消息報》上號召:“讓工人階級用大規模的恐怖來壓死反革命的多頭毒蛇!讓工人階級的敵人知道,每個持有武器的人都要被當場槍斃,每個哪怕敢於進行反對蘇維埃政權微小反抗的人都將立即被逮捕並關押到集中營去!”

契卡另一位主要領導人拉齊斯說:“革命之劍砍下時應該沉重和致命。被授予了這把劍的手要堅定地和充滿信心地把鋒利的劍刃插入反革命的多頭毒蛇……對於我們來說,沒有,也不可能有資產階級為了壓迫和剝削下層階級而編造出來的舊的道德準則和‘人道’。我們的道德是新的,我們的人道是絕對的,因為它是以消滅任何剝削和暴力的崇高力量為基礎的。”“我們可以無所不做,因為我們是世界上第一批舉起利劍不是為了奴役和壓迫他人,而是為了將所有人從奴役和奴隸下解救出來的人……要流血?那就流血吧,隻要能夠把強盜的舊世界染成鮮豔的紅色就行。”(聞一:《契卡的“十字軍討伐”》,《炎黃春秋》2014年,第2期)

我想,為了達到自己認定的目標,漠視他人的自由甚至生命,這不是許多民眾認可的觀念嗎?退一步說,容忍這種觀念,容忍對自由和生命的大規模殘害,這不是很普遍的現象嗎?如果是,自我反省,有所承擔,吸取教訓,警示未來,就應該成為全民性的道義責任。

回想起來,羅津斯基把黨內黨外幹部群眾混為一談,還有一個理由:今天俄國民眾手裏的選票管用。從根本上說,未來掌握在他們手裏。有一張選票,就有一分責任。民眾的認識,民眾的反省,民眾對曆史經驗的總結,決定著他們對政府和政策的選擇。

羅津斯基這一派人,真把自己當公民,希望俄國民眾也成為合格的公民,而不是等待雨露陽光的臣民,於是就特別關注公民的素質,強調公民的承擔。從這個角度回顧曆史,便形成公民式的曆史記憶。在公民式的記憶版圖上,人權、公民權利、自由的邊界,標誌得最為醒目。至於鐵路、電站和原子彈之類的物質成就,隻是次要的東西。有了人權和自由的保障,這些東西就能創造出來。如果這些物質成就來自大規模的奴役勞動,它們在記憶版圖上的重要性還會降低,對這些成就的評價也會讓他們感到內心糾結。

對於身份認同與曆史記憶的關係,羅津斯基表述得很清楚。他在《斯大林主義的擁抱》一文中寫道:“曆史記憶是集體意識對過去的回顧。我們在過往之中選擇我們認為重要的事實,它形成了我們的集體身份認同。曆史記憶的素材,是真實的和想象的過去:曆史記憶將事實分門別類並且係統化,隻選擇那些它願意呈現的,符合身份認同的事實。”

這就是說,什麼樣的人,便選擇甚至想象什麼樣的史實,建構什麼樣的曆史記憶。反過來,什麼樣的記憶,又決定你是什麼樣的人。兩者相互促成。

每個人都有多重身份,身份可以從不同角度區分。從信仰角度可以分成東正教徒或共產主義者,從社會分層角度有官民和士農工商,也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從政治權利角度有臣民有公民還有人民群眾,從民族角度有俄羅斯人有烏克蘭人、車臣人、韃靼人,等等。人們認為自己是誰,不僅取決於他在這些分類體係中的位置,還取決於他特別在乎的那種身份,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身份。

蘇維埃人是凝聚了巨大能量的綜合性身份:信仰共產主義,屬於勞動階級(消滅了剝削者和寄生蟲),享有社會主義製度下人民的空前自由和權利,還帶著俄羅斯的民族色彩。更重要的是,蘇維埃人把自己想象為最偉大的曆史運動的先鋒,代表著人類的美好未來。

曆史進程並不支持這種想象。

1999年12月,普京總統在《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中回顧曆史:“在即將過去的這個世紀裏,俄羅斯有四分之三的時間是在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標誌下生活的。看不見,甚至否認這一時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錯誤的。而不認識到社會和人民在這一社會試驗中付出的巨大代價,錯誤更大了。”“蘇維埃政權沒有使國家繁榮,社會昌盛,人民自由。經濟的意識形態化導致我國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無論承認這一點有多麼痛苦,但是我們將近70年都在走一條死胡同,偏離了人類的康莊大道。”

如此說來,蘇維埃人是誰?就是闖入死胡同的人。令人自豪的身份認同解體了。原來的次級認同逐鹿中原,各自在曆史記憶中尋求支持。不同的看法,還包含著對俄國走向的主張,試圖影響並塑造未來。

五、俄羅斯到底是什麼國家?

今日俄羅斯到底是什麼國家?僅僅從社會性質的角度說,也是眾說紛紜。

俄羅斯官方早已放棄了對意識形態的壟斷,對旗幟道路之類的話題不感興趣。我請中國社科院俄國文學專家蘇玲尋找官方說法,她找到的官方觀點是:俄羅斯是聯邦共和製的資本主義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