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標本之一：斯托雷平改革（1906-1911）
亞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後，羅曼諾夫王朝的改革停滯。1905年革命後，尼古拉二世被迫頒布了等同於憲法的《俄羅斯帝國基本法》，成立國家杜馬實行多黨製。沙皇俄國最後一位改革家斯托雷平，於1906年由內務大臣升任大臣會議主席（首相）。
斯托雷平改革從矛盾衝突最激烈的土地問題入手，可謂切中肯綮。斯托雷平努力將傳統村社份地私有化，改善農民的法律地位和經濟境遇；同時通過地方管理和自治機關的政治改革，試圖扶持起一個保守忠君的富農階級，維持帝國的經濟和政治穩定。
按當下的說法，斯托雷平是個標準的新權威主義者，改革與鎮壓兩手抓，兩手都很硬。為強推土地改革方案，他不惜得罪貴族地主，曾於1906、1907年間兩度解散國家杜馬；同時建立軍事法庭網鎮壓國內“敵對勢力”，在1906至1909年間，就有逾3000人被處於絞刑，被稱為“斯托雷平的領帶”。
斯托雷平的鐵腕式改革手法，曾受到另一位改革家維特伯爵的批評。他在頂層與底層之間腹背受敵，處境略似兩千多年前的梭倫和商鞅，且逐漸失去沙皇的支持。在五年節點上，政治改革慘遭滑鐵盧，地方自治方案於1911年遭第三屆杜馬否決，斯托雷平被迫辭去首相職務。同年9月14日，他被革命者刺殺，挽救沙皇俄國的最後一次改革宣告失敗。五年多之後，“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相繼爆發，羅曼諾夫王朝傾覆，政權落入布爾什維克之手。
失敗標本之二：大清新政（1901-1911）
斯托雷平改革失敗之際，鄰國大清的新政也進入了彌留時刻。
義和團事變和八國聯軍入侵，導致了《辛醜條約》的屈辱結局，也成為大清最後一次改革的起點，其方向與三年前的戊戌變法雷同——學習日本實行君主立憲。新政期間，官製、行政、軍製、法律、財稅、幣製、教育等改革逐步推開，並廢除了沿襲千年的科舉製度。
五年後新政出現第一個節點，朝廷於1906年9月下詔預備仿行立憲，設立專門政治體製改革機構“考察政治館”。各地紛紛成立立憲公會。1908年8月頒布《欽定憲法大綱》，並公布了以九年為期的籌備立憲時間表，同時放寬報禁黨禁，推行地方自治，各省選舉谘議局。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後及光緒帝同日逝世。近年考古發現證明：光緒係中毒身亡。此前這對母子的權力鬥爭，導致了戊戌變法的失敗，此後則令新政在臨近第二個節點時出現變數：滿族親貴擔心在政治改革中失去權力，1911年5月成立了以“太子黨”為主體的“皇族內閣”。13名內閣成員中，滿人占8名（其中宗室6人、覺羅1人）、漢人4名、蒙古人1名。
滿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對漢族士人多取利用而不信用的政策。朝廷用人，滿漢之別由來已久。錢穆先生曾指為自私的“部族政權”，餘英時先生亦形象地稱之為“族天下”。同光以來，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為代表的漢臣，在太平天國之亂和洋務運動的曆史機遇中，獲得了政治、經濟實力，並在“東南互保”中培育了地方政治勢力。
1905年的廢科舉，斷絕了多數漢族傳統知識分子的仕進之途，一時怨望甚多。1910年，漢族士紳組成的各省谘議局，曾聯合十數省督撫請願向朝廷施壓，要求提前立憲及速開國會。自私的“皇族內閣”，更重燃起沉寂二百多年的滿漢仇恨，令漢族官員和士紳轉而傾向民族革命。谘議局還在鐵路國有化問題上與中央政府對抗，四川保路運動成了武昌起義的導火索，憲政改革逆轉為排滿革命，導致了大清王朝統治的覆滅。
餘論
曆史上的改革家，處於不同階層利益衝突的夾縫中，一步不慎，全盤皆輸。梭倫和商鞅兩位改革家，是古代史上政治成功、下場迥異的範例。斯托雷平改革和清末新政，是近代史上同期失敗的一對典型。反思改革成敗得失，不免令人感歎：梭倫的政治智慧，的確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顆恒星。
革命家列寧和孫中山都曾擔心，朝廷改革的成功，將令他們的革命抱負失去機會。執政者憑借“頂層設計”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目標都是避免革命。如果利益圈子太小或無法平衡各方利益，其後果往往是人亡政息，甚至犯下“顛覆性錯誤”。
縱觀中外改革史，多數改革都不太可能持續太長的時間。如果改革在啟動後的五至十年間不能取得勢頭，就不大可能繼續。
（責任編輯黃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