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福爾摩斯”布魯的遭遇
懷人篇
作者：呂璜
從一隻手掌說起
2013年10月齊心同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紀念習仲勳同誌百年誕辰的文章，文中寫到1944年他們結婚時，“時任綏德地區保安處長、被稱為‘中國的福爾摩斯’的布魯同誌，還為我和仲勳拍了兩張照片”。這使我又想起了我丈夫布魯。
我是在1938年1月來到延安的。在陝北公學學習三個月就被陝甘寧邊區保安處（簡稱延安保安處）發展為秘密偵察員，聯係人正是保安處偵察科科長布魯。同年7月，我正式調入保安處，在保安處第一期偵察情報幹部訓練班（又稱七裏鋪特訓班）學習。這是保安處第一次大規模吸收外來知識青年，改變了保安處清一色的工農幹部和幾個地下黨的幹部狀況。
參加七裏鋪學習的共30多人，其中有8個女生。由布魯領導的特訓班教員都由他騎著馬去請，當時給我們講課的有陳雲、李富春、李克農、潘漢年、劉鼎、鄧發等。領導講課，沒有講稿，都是通過自身的地下工作經曆講述。如果領導同誌有事不能來，布魯就隨時頂上。布魯講到他在1926年入黨，1928年被敵人追捕，逃到海外，在馬來西亞共產黨中國支部領導下擔任糾察總隊隊長期間，一次馬共中央派他誅除原新加坡區委書記、大叛徒李錦標，臨行時在住所檢查自製炸彈，突然有人敲門，他一回頭，碰到了引信，引爆炸彈，他頓時被炸得暈死過去。在敵人控製的醫院裏，切除了他傷勢十分嚴重的左手掌。警方人員見布魯蘇醒過來，一個剛剛二十出頭的青年，卻表現出堅定沉著、機智勇敢的氣魄，一口咬定自己是被人扔的炸彈誤傷。因為製造工具在另外的地方，警察找不到自製炸彈的工具，他在公開的法庭上理直氣壯地要求警方捉拿凶手，為他報仇。當時，法庭旁聽席上有地下黨的同誌、工友，聽到布魯巧妙、強硬的辯解，無不暗喜稱讚。
當時我們特訓班的同學正是20歲左右的年紀，聽布魯的講述，受到深刻的教育，都很佩服這位無名英雄。因為平時他總把左手插進左口袋，周圍的人並不知道他沒有左手，當他伸出左臂，看到他沒有手時，在場的人無不大吃一驚，有的女生還感動得掉下了眼淚。
不幸得很，這一隻手的英雄業績卻成為黨內“左”傾陷害布魯一輩子的把柄。首先在1943年康生搞的“搶救失足者運動”時，就懷疑布魯的一隻手是“王佐斷臂，是敵人的苦肉計”，撤銷了他時任的保衛部長職務，下放到綏德。在那裏，布魯幸運地遇到了地委書記習仲勳，及早地把他解放出來，並留他擔任綏德保安處處長和地委委員。
然而，“一隻手”的遭遇並未結束。1951年初，布魯又成了“王佐斷臂”“英國間諜”類的敵人。首先是撤了他廣州市公安局局長的職務（變成第一副局長），第二年初（1951年1月24日深夜）公安部長羅瑞卿親自到廣州將他和公安局副局長陳坤突然羈押，27日押送北京，正式逮捕。我、陳坤的妻子和孩子同時押送北京，住在前門城牆下一個破爛的騾馬小店，等待發落。同時，在廣州因“兩陳（布魯即陳泊）案”而被捕的達700多人，一時間震驚了華南及全國公安係統。1952年習仲勳調北京工作，我去習仲勳同誌（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家哭問布魯的問題，我尚未開口，他就說：“英國間諜，見鬼！”（當時新加坡是英屬殖民地）然而到了1953年，在布魯的判決書上卻沒有了這一隻手的問題，而成了“喪失革命立場，包庇反革命，嚴重違法亂紀，致使黨和國家遭受嚴重損失。判處有期徒刑十年，並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1981年5月，公安部在布魯平反追悼會的悼詞上明確寫著“……1927年在海口和1931年在新加坡被國民黨反動派、英屬殖民地當局兩次追捕，在敵人麵前，始終沒有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在法庭上和敵人牢獄中，鬥爭堅決，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堅貞不屈的革命精神。在地下工作期間，布魯同誌英勇鬥爭，機智勇敢，不怕犧牲。他曾接受組織命令，執行消滅大叛徒任務，因使用炸彈，不慎將自己的左掌左眼炸傷，斷去左掌。在造成終身殘疾的情況下，長期為黨艱苦工作……”直到這時，才把顛倒了30年的曆史翻轉過來。
紅色福爾摩斯
1936年夏，布魯從上海調往延安。途經西安時，博古看到布魯的檔案，知道他在上海地下黨辦過油印小報，主要是畫報頭和刻蠟版，同時賣報，於是就將布魯留在西安，和李一氓、陳克寒三人為“紅中社”（新華社前身）工作。布魯主要是畫報頭，刻蠟板。1936年底，他們就撤回延安。布魯在“紅大”（後改為“抗大”）學習半年後，調入陝甘寧邊區保安處從事黨的鋤奸保衛工作。
布魯在延安九年，東北三年，江西半年，廣州一年，都從事公安保衛工作，除延安外，都是接管大城市負責入城治安工作。布魯是葉劍英從江西第一書記陳正人手中要到廣州擔任廣州市首任公安局長、市委常委（副省級），在廣州，其敵情之複雜，治安之混亂，各種謠言之多，土匪（包括政治土匪）之猖獗，反動會道門的惑眾以及流氓、偷盜、地下錢莊等等，工作之累，可想而知。在那些年裏，布魯領導著同誌們出生入死，日夜拚搏，偵破的各種案件和繳獲的槍支彈藥、秘密電台等不計其數。布魯還親自在對敵鬥爭第一線破獲了多起重大的難以破獲的複雜案件，平反了一些難以平反的大案要案。
1939年，布魯冒充國民黨軍統特派員，巡視延安軍統特務組織，獲取到延安國民黨縣黨部在延安進行特務活動的重要材料。這一行動雖然受到康生的批評，但在1941年皖南事變後，我方以此為依據，將國民黨在陝甘寧邊區公開設立的縣黨部趕出了邊區。當時延安縣黨部書記高正千不甘敗走，進行反抗，說他們是奉公守法的。布魯的副手王範隨即拿出了那份特務活動材料，鐵證如山，高正千大吃一驚，無言以對，隻好乖乖低頭，灰溜溜地離開了邊區。
1941—1942年，軍統頭目戴笠將在漢中培訓的一至九期軍統訓練班特務打入邊區（延安最多），布魯得到這一情報後，親自領導、周密安排，將56個特務一網打盡，受到毛主席的表揚。
1941年在關中邊境，胡宗南部隊的一個團長非常反動，經常率其部下蠶食關中邊區村鎮。幹掉他，雖然痛快，但又會留下其他方麵的隱患，布魯隻好采取迂回的方式。利用統戰關係，定期約他飲酒談天，見麵後，不談政治，沒有正經話題，而是故意鬼鬼祟祟。這一舉動不僅讓他的同黨及部下起疑，也引起上司的懷疑，不久將其調回西安。
1942年，布魯率延安保安處工作組巡視，來到隴東的慶陽，此前這裏發生了一件事——縣民政科長為掩蓋自己貪汙巨額公款的罪行，栽贓鄉文書盜竊，並拿出一封鄉文書寫給一個特務頭子的信。縣保安科鑒定此信筆跡確實是鄉文書所寫，就以特務與盜竊罪將鄉文書抓了起來。布魯通過分析，反複驗證，終於弄清是縣民政科長誘騙鄉文書寫一封親筆信，用煙頭燒掉一些字，使外人懷疑是給敵人送情報，從而達到陷害他的目的。真正的貪汙犯縣民政科長被抓捕了，受害者被關了一年多，出獄不久就病死了。為此，隴東專區召開了幾千人的大會，進行平反追悼。本來頭年才解放的慶陽群眾對共產黨不甚了解，對受害者深表同情，開了大會，才深切感到共產黨就是比國民黨好。後來邊區政府文藝工作者李建玲將此事件改寫成秦腔準備上演，那時正是“搶救運動”期間，康生害怕引起要平反的連鎖反應，就命令停止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