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反右後期，我被迫在全國婦聯全體大會上檢討和“反革命”丈夫布魯劃清界限。由於我不願意違心地說假話，讓人聽起來不是在檢討，而是在為丈夫辯護，引起在場人的憤怒。最後是舉手表決，開除了我20年的黨籍。當時麵對那個群情激憤的陣勢，我無可奈何，隻好簽字同意。阿曾是機關黨委書記，很了解我的思想，知道我過不了這一關，她沒去參加那個會，晚上到我房間來安慰。
接下來我就是下放勞動和三年“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當彭羅陸楊也被打倒後，北京工業大學紅衛兵來向我了解前公安部部長是如何製造“兩陳冤案”的，因為1953年時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向我宣布兩陳判決結論時曾說“這是黨內處理的案件，不許往外說，這是紀律”，所以我拒絕了來訪人。
1967年8月的一個晚上10點多，突然有人敲我的小院門，我開門聽到北京工業大學學生及順德說：“布魯在門口等你。”這突然的情景，令我又驚又喜，14年了，今天終於重逢相見，那感覺真是如夢如幻。彼此相見，一時間竟無話可說。月光下，我倆從燈市東口向王府井方向默默漫步，及順德在遠處監護著。當時的情景真可謂是“一切都在不言中”。已經是夜裏11點多了，及順德騎自行車要帶布魯回北工大。臨上車時，他沒有改變那老習慣，抱著我狠狠地一吻。
布魯在北京約半年的時間，我看到他整天都在埋頭寫申訴材料。有次洗澡給他搓背，我聽到他右胳膊嘎吱嘎吱地響，就問他原因。他先是不說，在我的追問下，才說有次放風的時候，他把申訴書包了一塊石頭，上麵寫著“請過路君子拾到轉交總參首長收閱”，使勁從監獄廁所的高牆扔了出去。隔了不久，有個監管跑來，把他從牢房強拖到大樹下，拴上右手吊著打，他撐不住，肩膀脫臼了。事後他不顧疼痛，把臂膀在牆上拚命一撞，才就了位，胳膊立時腫了起來，他疼得差點昏了過去。我聽後傷心至極，放聲大哭，他的眼裏也含淚了。他怕我難受，從此不再提獄中的事。
在以後的幾個月裏，布魯在北工大學生的幫助下進行申訴，得空時，我陪他到醫院檢查治療他患的嚴重胃病。那時，他平時住在北工大，有時也住我的宿舍。這就被婦聯造反派所不容，於是他們便和公安部的造反派一起，在布魯來我宿舍的大街上將他綁架，由公安部武裝押回到湖北沙洋勞改農場。
“左”禍的殘害
上個世紀，我黨長時期受到“左”的嚴重幹擾。在內戰時期抓殺“AB”團，1943年“搶救失足者”運動，特別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曆次的政治運動都是在“左比右好”“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寧左勿右”“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指導下，在黨內和人民內部製造敵人，自己人整自己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直到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極。我和布魯大半輩子就是“左”禍的直接受害者。革命者一生最大的痛苦莫過於被黨誤打成敵人，很多同誌、人民的功臣和黨的著名友人，經不住淩辱痛不欲生而上吊、跳樓、跳海、吃安眠藥片。
1953年，中央公安部部長到廣州指導廣東省“三反五反”工作，他在向中央的報告中稱：“廣東黨內有相當一大批壞分子（包括貪汙腐化分子、階級異己分子、惡霸分子、與敵人始終保持聯係的內奸分子）占據著重要工作崗位，很多反革命分子混入黨內，現有幾萬土改隊員中亦有大批壞分子……”當然也包括“兩陳案”中的人。於是廣東就大搞“土改整隊”“整理內部”“反地方主義”運動，搞得人人自危，風聲鶴唳。華南局書記葉劍英、副書記方方同誌認為，當時（三反五反）最大的“糾偏”莫過於製止對自己同誌和朋友的傷害。這就使我聯想到“兩陳案”已經查出是樁冤案，而公安部堅持判刑。對認為是假案的公安部審案人員範祥、郝力光、郭鬆年（都是三八式的老幹部），經過批判鬥爭，分別進行了留黨察看、黨內嚴重警告、開除黨籍的嚴厲處分，而後統統調出公安部。“兩陳案”本來發生在廣州（又是廣州幹部），知情人、證明人都在廣州，但不回到廣州宣判，而就在公安部布魯所在的監獄食堂臨時當做法庭，用軍法處的名義非法向他宣布了判決結論。當時他高喊冤枉，但哪容他分說，立即強行拖回牢房。這雖然完全是違法的，但在當時沒有民主、沒有法製的情況下，權力就是真理，誰的官大，誰就代表黨，誰就決定一切。我們把黨比作自己的母親，母親錯打了孩子，既不能反抗，也不能埋怨，隻有申訴。然而申訴就是翻案，其結果隻能是罪加一等。為此有人曾說，這種遭遇，還不如關在敵人的監獄裏，在那裏同獄人可以聯合起來繼續鬥爭，還有獄外自己的同誌營救。如果被殺，那就是烈士，人民永遠紀念他，烈士子女也無上光榮。可是，被黨錯打、關押、淩辱、自殺就是“活該”“畏罪自殺”“叛黨”，連子女都受到歧視，升學和分配工作等等都受到影響。子子孫孫受牽連。
布魯的性格是開朗的，心境是透明的，盡管受了那麼多的冤屈，他不但不自殺，反而害怕獄中有人暗害他。他認為他的問題是公安係統有人誣陷他，一旦黨了解了實情，就會平反，所以他千方百計要活下去，千方百計向黨申訴。在他生命最後的日子裏，仍然與癌症進行著最頑強、最痛苦的鬥爭，表現出在最惡劣的情況下爭取平反的強烈願望。
永相守不分離
1980年12月4日，公安部“兩陳案”複查小組通過全國婦聯黨委正式向我宣布了“兩陳”複查結論：
原認定陳泊（即布魯）喪失革命立場，嚴重地違法亂紀，包庇反革命罪行，主要根據不是事實，應予否定，係屬錯案，宣告無罪……
不久，全國婦聯黨委在婦聯全體黨員大會宣布，無條件恢複了我在1958年被開除的黨籍。
我從1951年（31歲）受到丈夫問題株連，到1980年正式平反，整整30年，平反時我已61歲，恰恰是離休年齡。我的身體還健康，還想重新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身份工作幾年，以彌補過去30年受株連之遺憾。經中紀委副書記章蘊大姐同意，我借調到中紀委做特約檢察員，查處大案要案；四年後又借調到中央整黨辦，查處中央領導批示的大案要案；又一個四年之後，擔任了延安女子大學校友會副秘書長。現在享受正部級醫療待遇。
今年，我已93歲。常言道，“人生自古誰無死”。現在我唯有一個願望：我和布魯在延安結婚，相敬相知相愛一生，不到十年的夫妻生活，換來長期的強製隔離，但願死後，兩人的骨灰一起送回博鼇老家，合葬在一棵大樹下。在那個夢幻的天堂裏，我倆相濡以沫，永遠相守，不再分離。
（作者為全國婦聯離休幹部）
（責任編輯黃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