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布魯擔任綏德專區保安處處長時，習仲勳書記給了布魯一個任務，要他搞清在頭年“搶救運動”中，綏德師範發生的楊典（教務主任）遭暗殺未遂和黑頭帖子（即匿名信）案。具有豐富經驗的布魯，經過仔細調查和思考，並對打楊典的那塊石頭當著楊典的麵親身試驗，證明楊典是自己打自己。再看那個黑頭帖子，上麵寫的是“精兵簡政要民主”，內容並不反動。但是誰有這個要求呢？學校的勤雜工，不存在被精簡的問題，學生更沒有這個要求；教職員工中，是黨員不存在這個問題，還有四個教職員不是黨員，其中就包括教務主任楊典。楊典是從敵占區來的，這段曆史無人證明，所以暫時入不了黨。於是，布魯就在社會上找了四個善於辨字的老秀才。黑頭帖子雖然隻有幾個字，但勾勾畫畫中總有本人的筆跡。四個老秀才經過反反複複的對照，於是真相大白——寫黑頭帖子的不是別人，正是楊典。
那麼如何處理楊典呢？保安處的同誌都認為，楊典在搶救運動中躲避受審查，製造假象，轉移目標，破壞運動，應當抓起來判刑。布魯卻不同意這種處理方法，認為黑頭帖子的內容並不反動，自己打自己是想達到入黨的個人目的。與此同時，當時在此案中擔任一些任務的我，又到綏師領導那裏了解楊典的平時表現。領導介紹說，楊典在學校工作是積極、負責的，在師生中印象是好的，這次交代也是誠懇的，在檢查中還痛哭流涕地後悔不已。布魯又去請示習仲勳書記。經研究決定，考慮到知識分子愛麵子的特點，不在學校公開，作為工作調動，到農村基層安排。後來搞清了楊典的曆史，他還入了黨，參加土改時被敵人抓住犧牲了。
1946年，我隨布魯到了東北。布魯在鬆江省擔任省委常委、省委社會部部長、公安廳廳長期間，破獲哈爾濱國民黨地下黨部，抓獲111人，受到東北社會部通報東北九省表揚。當時鄒瑜同誌和我都在鬆江公安廳，分別擔任治安處正、副處長，參與了此案的破獲。
布魯在延安時期，人稱“福爾摩斯”。一方麵是他破案比較多，而且大都是比較難破的無頭案件，破這樣的案又不能搞群眾運動，隻能秘密進行；另一方麵，在用人方麵，凡是有可能接觸敵人、能夠搜集敵人重要情報、打入敵人內部策反敵人、破獲敵特案件者，都在他的視線之內。所以說他用人十分廣泛，三教九流，四麵八方，不看重身份、不過多考慮個人曆史複雜與否。在直接接觸和使用過程中，他要通過眼去觀察，用心去分析，看重的是他們言行對革命事業是否同心同德，正如作家雷加在紀念文章中所說：“他對任何一個案件和對人的觀察都在進行一種心理把握。什麼叫心理把握？那不僅是鬥智，而且是一種精神上的偵察與征服。”
此外，布魯的性格是活潑愛動，非常樂觀，在他身上似乎總有使不完的勁。他工作起來，三天三夜不睡，廢寢忘食；玩起來也是興趣廣泛，不但愛玩，而且會玩，畫畫、騎馬、打獵、照相、遊泳、打球、下棋、打撲克、搓麻將，樣樣感興趣。他的儀表洋裏洋氣，像個華僑。為了能品嚐到喝咖啡的滋味，他把從廚房打來的窩窩頭在火盆裏燒焦、壓碎，用水煮好加糖，美滋滋地當咖啡喝。如果說經過長征的工農紅軍幹部還帶點土氣的話，那他就是十足的洋八路了。
萬言申訴書
1954年，一次我到監獄探視布魯，我們在吻別時，他將一個紙團悄悄塞進我的製服口袋，我回來一看，是他的申訴書，讓我轉交給黨中央毛主席和羅瑞卿部長。洋洋萬言，字寫得很小很小。我經過壓縮謄抄，複寫數份，然而又能找誰遞交上去呢？我是反革命家屬，手拿的又是中央批捕的“反革命”的申訴書，誰敢替我轉交呢？但是，天無絕人之路，世上就有這樣的好人！這就是我的上級曾憲植（葉帥的前妻，人們親切地稱呼她阿曾）。阿曾當時是全國婦聯副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是我的直接領導。她和華南局方方、連貫、古大存、尹林平等領導都很熟，知道一些他們對“兩陳案”不同的態度。她心中有底，願意替我把申訴書轉交給婦聯領導鄧穎超大姐。很快，她就把申訴書轉給了鄧穎超大姐，並附了我給鄧大姐的一封信，提出我對“兩陳案”的懷疑。萬萬沒有想到，鄧大姐看信後通知阿曾，約我到中南海西花廳麵談。我又驚又喜，我是反革命家屬，怎有資格到總理家去呀！我分析是阿曾起了作用，一定在鄧大姐麵前反映了華南局葉帥等領導對“兩陳案”的不同看法。我鼓起勇氣按時去了。在鄧大姐麵前，我痛哭流涕，把心中的冤屈統統倒了出來。其間，周總理路過客廳，見我那樣傷心，也坐下來聽了一陣。鄧大姐聽我講完，想了想才開口。她首先表揚了我在婦聯三年的工作是積極的，其次，說我對布魯問題的看法是有見解的。這兩句話一下子消解了我心中的委屈，心情一下子開朗、暢通了。走出西花廳，走出中南海，我感到輕鬆、欣喜，似乎變成另外一個人。後來，周總理果然向公安部調“兩陳案”卷宗，這就引起了公安部領導的緊張，找了一些人，來了個“牆倒眾人推，痛打落水狗”。一時間，謠言、誣蔑、歪曲一起上，把布魯從“喪失革命立場”上升為混進黨內來的“階級異己分子”。寫成書麵報告，報送總理和中央。在這個報告後麵，還附了公安部長一封信，要求報告在黨內公布，理由是此案在黨內還有不同意見，如呂璜。這真令我啼笑皆非，我無名小卒一個，用得著他們大動幹戈嗎？
怕串供，案犯在未判決之前（現在稱犯罪嫌疑人），親屬不能探視，判決之後，就允許探監了。我在布魯判決之前和之後都可以探視。然而自從我向鄧大姐和周總理申訴以後，公安部就不允許我再去了。我再三要求最後探望一次，告知布魯今後不能再去探視他了，最起碼的要求也遭到了拒絕。羅瑞卿對蔡暢和鄧穎超說：“呂璜一個共產黨員，還去探監，不像共產黨員。”
在1956年召開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上公安部羅瑞卿部長的報告中，對“兩陳”和上海“潘揚事件”的揚帆的“罪行”向全黨公布。自此，人們對“兩陳案”談虎色變，全黨齊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