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湯用彤的矛盾心態
懷人篇
作者：湯一介
1952年，全國進行高等院校的院係調整，北京大學由沙灘搬到了西郊原燕京大學的校址。父親身為副校長當然得隨校搬遷。但據我了解，他和我母親一樣都不想搬遷，他們都喜歡獨門獨戶的小院，寧靜、安詳。可父親一向“明哲保身”，逆來順受。學校要他搬到新址北大燕南園，他就隻身先搬去了，但我們全家仍然留在了靠近北海公園的小石作胡同。父親想著也許等遷校完成，我們可以再回到小石作。是年，暑假後，北大派兩輛卡車來小石作幫忙搬家，我父親沒有同來。派來的人要我母親爬上後車箱，母親大哭大鬧說：“我這麼大的年紀要我爬上去，你們還有心肝嗎？”來人和司機無法，隻得讓她坐在卡車的副座。這件事給我父親留下了深深的歉意。他知道，不搬到西郊是不可能的，不能違背組織的決定；但對母親親手修繕的房子和院子的情感能無動於衷嗎？父親在兩者之間選擇了服從組織的決定，而心中一直對母親抱有歉意。
搬到燕園後，校長要分工，當然作為“資產階級學者”的父親是不適宜主持教學、科研和人事等方麵工作的，於是就分配他管搬遷後的“基建”。由於要按照蘇聯模式辦大學，所以自1952年起在全國開展了大規模的“院係調整”，學生的數量大大增加，教室、宿舍當然不夠用，所以要修建新房。父親既然還有副校長的頭銜，總得分個工作，於是組織上就讓他管基建。因為是組織上分配的，從父親的性格來說，他抱著“無可無不可的態度”接受了。於是，人們每天上午常見他拄著拐杖，或由他的副手化學家張龍翔教授，或由秘書、工友陪著，到處走走看看。然後回家吃中飯，小睡一下，又出發。這樣的生活似是悠哉，但他心裏想的是什麼呢？想的也許是，能不能寫完《隋唐佛教史》？完成他《魏晉玄學》一書？或者是希望免去他的“副校長”職務？父親沒有對我說過他內心所想，這些都是我今天無根據的猜測。因為他一生都是奉行“明哲保身”，不想讓組織上認為他想“索取”什麼。但我從他每日沉默寡言，無所事事的狀態，感到他內心的矛盾與苦惱。
話又說回來了，在1948年底，他本有兩種選擇，一是南下，因為傅斯年先生一直想聘請他到中央研究院工作，他從未同意。他深知國民黨的貪汙腐化，無能治國，垮台是早晚的事。他常吟誦《桃花扇》的《哀江南》中的“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表現著他的心情。二是留在北平。父親留在北平是由我們地下黨的大量工作促成的。我想，汪子嵩同誌的作用最大，這其中有一插曲。在1948年12月解放軍快要圍城的時候，我的一位很熟的同學陸欽筠忽然找我。他說：受地下黨的領導人何正木委托他向我父親說，快圍城了，也許戰火可能在北平打響，他勸我們全家到解放區正定躲一躲，聞一多的家屬全在那兒。我父親想想回答說：現在國民黨要垮台了，共產黨馬上就要勝利了，因此，我不能去解放區，但我會留在北平不走。這是父親當時的心態。當時我對這段話，沒有理解，今天想想也許“此中有深意，欲辯已忘言”了。
父親雖對政治毫無興趣，他深知貪汙腐敗無能的國民黨政府根本不可能把中國治理好，對中國共產黨卻無所了解，而且心存疑慮。解放後，由於事實使他思想有了轉變：一是毛澤東主席說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深深地打動了他的心，覺得中國有希望了。二是，共產黨的幹部、特別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十分艱難的環境中的清廉自律，使他頗敬佩。三是，他讀了一點馬列的書，特別是英文本的《反杜林論》，曾對我說：“這本書討論了許多哲學問題，值得深思。”此前，他也許讀過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和日丹諾夫的《在西方哲學史的座談會上的講話》，他覺得把哲學問題簡單化了。這些他親身感受到的事情或許對他的為人為事發生了影響。後來，我看到北大黨委給中宣部的報告中說：湯用彤的思想有所變化，不同程度克服了他的“明哲保身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