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陳慕華出任對外經濟聯絡部副部長，5年後任對外經濟聯絡部部長兼黨組書記。1980年9月，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並兼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主任。1982年，國務院機構調整，增設“國務委員”職務，陳慕華由副總理改任國務委員，並兼任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及黨組書記。
1985年3月，陳慕華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成為共和國唯一的央行女行長，時年64歲。當時，外界輿論一致認為：“這是中國積極推進經濟體製改革以來，在金融機構進行的一次重大調整，預示著中國在改革中提高作為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的地位。”
20世紀80年代，在我國對外開放和經濟體製改革深入推進的大背景下，日益發展的經濟和金融機構的增加，迫切需要加強金融業的統一管理和綜合協調，由中國人民銀行來專門承擔中央銀行職責成為完善金融體製、更好發展金融業的緊迫議題。1982年7月，國務院批轉中國人民銀行的報告，進一步強調“中國人民銀行是我國的中央銀行，是國務院領導下統一管理全國金融的國家機關”，以此為起點開始了組建專門的中央銀行體製的準備工作。1983年9月17日，國務院作出決定，由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並具體規定了人民銀行的10項職責。
1984年1月1日起，中國人民銀行不再辦理針對企業和個人的信貸業務，成為專門從事金融管理、製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的政府機構。同時新設中國工商銀行，人民銀行過去承擔的工商信貸和儲蓄業務由中國工商銀行專業經營。至此，中央銀行製度的基本框架初步確立。陳慕華上任時就明確表示：“早些時候銀行就是國家指令性計劃的大‘出納’，1984年1月1日銀行機構真正發生了變化，但由於時間、經驗的欠缺，中央銀行和專業銀行在職能劃分上的關係還沒完全調整好。貨幣發行量有些猛漲，物價上揚的情況有些明顯。對此，必須強化中央銀行的控製和調節職能，‘分灶吃飯’以搞活金融，調控信貸投放。”她常說：“經濟越搞活，越需要銀行這一經濟杠杆。”
“原來的銀行，隻是財政部管轄的，實際上是財政部的出納，代收代支。”陳慕華認為，搞活金融最先從管好用活國家外彙入手。隨著我國對外開放逐步加深，對於對外貸款管理機製的缺失、引用外資的混亂以及利用外資上的“開源”、“節流”等問題，陳慕華急在心上，她經常與國家外彙管理局的幾位負責人對此進行討論。經過約談專家以及與同誌們交換意見，陳慕華做到了心中有數。她決定組織央行統一管理對外借款，要求境內機構向外國或港澳地區銀行、企業借款，統一由中國人民銀行歸口管理。
1985年10月，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成果初顯的基礎上，提出了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論斷，號召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對此，陳慕華提出，為了貫徹好“經濟要穩定、改革要深化”的方針，央行必須做到“宏觀管住、微觀搞活、穩中求活”。
1986年，陳慕華帶領人民銀行進一步完善信貸資金管理方式，編製了國家綜合信貸計劃，以此確定金融宏觀控製的目標。在陳慕華的領導下，央行堅持以控製貸款總規模為主，同時研究出控製貨幣供應量的方法，並按照管理增長率、物價計劃上升率和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確定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幅度，再進一步確定貸款規模。當時，我國信托業進入發展最快的時期，各地、各部門設立信托機構的積極性也越來越高，與此同時，信托業也出現了諸多弊端。因此，陳慕華在1988年即將卸任央行行長的這一年裏也沒有懈怠，對信托機構進行了清理和整頓，豐富了信貸資金管理體製，在原來國家綜合信貸計劃、人民銀行信貸計劃和專業銀行信貸計劃的基礎上增加了非銀行金融機構的信貸計劃，主要包括全民所有製非銀行金融機構和城鄉信用社的信貸收支。1986年至1988年的3年間，我國的城市信用社規模迅速壯大，構成了我國城市信用社現行體製的基本框架。
她特別重視研究貨幣問題，逐步探索出了一條利用利率、存款準備金率和中央銀行貸款等手段來控製貨幣供給的新路。經過這些嚐試之後，陳慕華上任時麵臨的經濟過熱和信貸投放過大問題得到了有效遏製，貨幣回籠情況良好，信貸總規模、資金結構和貸幣發行量得到了調整，貨幣問題的研究逐步走上正軌，金融工作逐步適應了整個經濟發展的需要。尤其是針對搞活金融中的貨幣問題，陳慕華曾形象地說：“漲價的原因是基建規模過大，消費增長過大，經濟發展速度太快。大家瘋搶原材料，原材料價格上漲，回過頭來向銀行要錢，銀行就要多出錢，可票子多了，又要打銀行屁股。這種情況下，即使把銀行屁股打扁了，也不能解決問題。所以，必須研究貨幣問題以解決根本問題。”陳慕華這種研究貨幣問題的決心，成為現在製定貨幣政策的典範。
難了的“婦幼”情懷
1988年4月，陳慕華被選為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這年9月，陳慕華在第六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上當選全國婦聯主席。此前，當中央領導同誌找她談話，推薦她為全國婦聯主席時，她曾驚訝地問：“你們是不是選錯了人？”當她無可選擇地擔任此職後，曾幽默地說：“我這輩子沒做過婦女工作，這回可是‘趕鴨子上架’。”
走馬上任後，陳慕華表示一定幹好份內之事。她主帥的全國婦聯在新的曆史時期緊緊圍繞黨的中心任務，獨立自主地、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代表和維護婦女利益，促進男女平等。她注重從婦聯自身優勢和特點出發，讓婦聯在服從、服務經濟建設的大局中找準位置，選好角度，把握著力點，使婦聯組織和婦女工作適應加強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需要。
在談及提高婦女全麵素質的重大戰略意義和現實意義時，陳慕華曾說，作為一個女人，有女兒、妻子、母親、祖母、外祖母等多重身份。“教育好一個女孩，就等於教育好一代人，甚至兩代人。如果她從小受到良好教育，懂得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為社會做出貢獻，那麼她生育的子女，也會像母親那樣，懂得怎麼生活，她的丈夫也會受到她的影響。作為一個女人，最懂得如何保護自己的子女，因此最懂得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現實意義”。
1989年，我國第四次人口普查中一個抽樣調查顯示：全國當年仍有480萬7至14歲學齡兒童不能入學，其中女童竟占了這個數字的83％。看到這個數字，陳慕華震驚了！這是一個多麼沉重的數字！她憂心如焚，寢食難安。
兒童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關注兒童就是關注未來，關注發展。1989年，在陳慕華的倡導下和全國婦聯的領導下，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發起設立了共和國曆史上第一個旨在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女童重返校園的專項基金——“女童升學助學金”。1992年，這一社會公益項目被正式定名為“春蕾計劃”。
陳慕華既是“春蕾計劃”的倡導者，也是“春蕾計劃”的捐助者。每年1月1日，她都是第一個捐款者。她曾特意給家人與親友立下了一個規矩，就是凡是有工作的人都要資助一個“春蕾計劃”的貧困孩子。她和全家人每年至少資助13名延安女童，累計資助女童195人次，並曾提議且率先捐款，設立“春蕾計劃實用技術培訓專項基金”，以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和女性人才資源開發，培養了一大批農村科技致富帶頭人。“春蕾計劃”讓貧困地區千千萬萬個女童改變了命運，在幫助女童重返校園、維護女童受教育權、維護社會公平、推進社會文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由此，“春蕾計劃”成為我國民間公益組織促進女童教育發展的最成功、最有影響力的範例。
後來，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又推出了“中國兒童少年安康成長計劃”，幫助孩子遠離失學、遠離疾病、遠離傷害、遠離犯罪，陳慕華親自擔任這個計劃的工作委員會主任。她以年邁的身體親自參與活動和會議，關注未來，救助迷途的孩子。陳慕華曾強調：“為了孩子，為了培養人才，我們要竭盡全力，要用不怕‘磨破嘴’、‘跑斷腿’的精神搞好兒童少年教育福利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