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倦文長存
專欄
作者：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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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從一所中等專科學校調回大同，到同屬一城的雁北地區一文化單位服務。單位尚無自己的房子，租了一個局的一樓辦公。單位也就十幾個人，可一兩人一個攤子的部門很多，都要有單獨的辦公室，沒房住的工作人員，還占了兩間當宿舍。我們編輯部是新組建的，自然沒房辦公。那時我們這個單位的情況，和楊絳所寫《洗澡》解放初期國學專修社差不多，一位領導，隻說了一句話就把我塞進了圖書室合署辦公。圖書管理員也與《洗澡》裏的那位最可愛的姚宓差不多，隻是身份不同，幹部家庭出生，為人很好，對愛看書刊的同事總是有求必應，想法找到。1981年，她要上報來年征訂的報刊，我偷偷地跟她說：“能不能加訂一份《山西文學》？”她隻說了一聲“我試試吧”，這事就辦了。1982年，《汾水》改刊名為《山西文學》，我就看到了。那時，一份自己喜愛的刊物一到，急著先看的是作品，對主編、副主編是誰好像並不在意（不似現在，主編好像也成了一級官員，讀者如果隻看作品，不知主編是誰，那是你不懂文場規矩）。閱看當年第二期馬駿的小說《兩隻牴羊》時，一個名叫祝文茂的編輯寫的“編稿手記”引起我極大興趣，甚至比馬駿的這篇小說本身興趣還濃。這之後，看《山西文學》的內容和秩序顛倒了——先看有沒有祝文茂的“編稿手記”：有，那就先看“手記”，再看作品；沒有，略略翻翻也就打發了這期。那時的《當代》、《十月》、《收獲》、《人民文學》正處全民閱讀的黃金期，外加可看的好期刊很多，《山西文學》就這樣被我邊緣化了，隻是靠著祝文茂的“編稿手記”引導著單篇閱讀。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86年我調到太原暫短工作了一段時間為止。
1987年，我被調到《火花》編輯部工作。省文聯和作協雖然分了家，但機關大院還在一處。到文聯開會、辦事什麼的，我經常到《批評家》編輯部坐坐。後來認識了祝大同，還以為祝大同就是“祝文茂”，但沒好意思直接問他。直到後來謝泳告訴我，才知道“祝文茂”是《山西文學》主編李國濤的筆名，院子裏的人都習慣叫李老師為“老李”。謝泳還說：“老李是民國生人，受過係統的民國教育，學問很好，徐州祖宅有好多藏書文玩，是個書香家庭出來的高人。老李的《文壇邊鼓集》你可看看。”
《文壇邊鼓集》的評論對象，是山藥蛋派文學的開山始祖趙樹理、馬烽、西戎、孫謙、胡正以及第二代傳承人成一、張石山等人的作品。讓我最感佩服的仍是他的一篇劄記：《趙樹理藝術成熟的標誌——讀趙樹理長篇小說〈盤龍峪〉的劄記》。憑著學養背景和資料積累，他論定趙樹理的創作成熟期是在1934年。這個論定，至少對我來說，實際上推翻了趙樹理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光芒照耀下，逐漸成長起來的夢囈胡說。而精選出的二十四則在《汾水》、《山西文學》刊發的“編稿手記”，仍是百看不厭。當時就覺得李國濤對這些小文章有著一種別樣的特殊感情。這種特殊的感情是什麼？他在書的“前言”中說：“因為這不單是我寫的小文章，它們也是我多年來的工作內容，確實凝聚了我的一番心血，也耗去了我的一部分生命。”李國濤為什麼要寫這段話？不解。後來自己也勤勤勉勉地在任職的雜誌學李國濤寫每期的“卷首語”、“編後記”什麼的，多年之後，才體會到這種“為他人作嫁衣裳”的事情，萬般無奈，實在是做不得的，不論多麼崇高，多少人讚你，失去的總是多於得到的。
讀《文壇邊鼓集》，當時該想到的似乎都想到了，隻是沒有想到，從九十年代起，李國濤的“編稿手記”這類讀書隨筆的小文章竟然風行於天下。
2
隻看書名，單單一個“文存”就令人頓生敬佩之情。現在那些“功成名就”的作家，哪個不是“文集”甚至是“全集”？南朝梁元帝蕭繹說：“諸子興與戰國，文集盛於二漢，至家家有製，人人有集。”兩漢時的盛景，在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新時代真是複興且加以發揚光大了。我不知道這事好不好，但對個人和周圍的朋友們來說，總是好的。但我知道，李國濤不用“文集”，偏偏用了“文存”，雖是一字之差，差出的卻是境界和所受教育背景的不同。胡適在1921年出版《胡適文存》第一集時說：“這四卷是我這十年來作的文章。因為有好幾篇不曾收入，故名為文存。”這就是說，“文存”，不是把編入集內的文字存下，而是把沒有收入集內的文章存下。李國濤深得此意，故用“文存”而棄“文集”。一詞的存廢，分野的是什麼？該是一篇討論民國和新中國教育之不同所產生的後果的大文章，無關乎“文集”和“文存”的好壞。
拜讀五冊成套的《李國濤文存》，不期然竟覺《胡適文存》第一集是怎麼編的，《李國濤文存》大體上也就是怎麼編的。
胡適說：“卷一，論文學的文。這一卷刪去最少，因為我覺得這些討論文學的文章，雖然有許多是很不配保存的，卻可以代表一種運動的一個時代，也許有一點曆史趣味，故大部分都被保存了。”《李國濤文存》評論卷（上）收了二十多年前出版的《文壇邊鼓集》，意思與《胡適文存》卷一差不多。1987年，李國濤曾在《山西師範大學學報》（第一期）上的“自傳”中反思自己的這些文章：“由於受到當時‘左’的思潮的影響，所發表的這些文章大都帶一副‘左’的架勢。對於寫評論的人來說，這是一個沉重的教訓。”在反思和道歉意識普遍具有的今天，重溫李國濤二十多年前所說的這段話，真是很為他的言行而動容。
胡適又說他的文存卷二、三：“帶點講學性質的文章。我這幾年做的講學的文章，範圍好像很雜亂……目的卻很簡單。我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學問思想的方法。故這些文章，無論是講實驗主義，是考證小說，是研究一個字的文法，都可說是方法論的文章。”《李國濤文存》評論卷（上）的另一部分是“小說文體研究”。“小說文體研究”在李國濤評論當中是一個重頭戲。盡管他的文體研究較為集中在魯迅身上，但也不乏對汪曾祺、林斤瀾小說文體的獨到而出色的研究。這種研究，如同胡適對《水滸傳》和《紅樓夢》的研究，主要也是以考證取勝。
評論卷（下）主要收了兩部魯迅研究的書稿。《〈野草〉藝術談》和《STYLIST——魯迅研究的新課題》。前者是以研究一個字一個詞，詳解《野草》迷人的藝術性，後者則是對魯迅作為一個偉大的文體家的具體分析。
八十年代，魯迅研究是一門顯學。搞文學評論的人，如果沒有幾篇像樣的魯迅研究文章，那是上不了台麵的。在山西，研究魯迅而斐然自立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是李國濤，二十一世紀初年則是閻晶明。閻晶明的研究在魯迅與“文革”；魯迅筆戰的風格；雜文為什麼和詩歌一起成為當下公眾最不喜歡的兩種文體；1925年是魯迅不同尋常的一年；將一些關鍵詞進行個案剖析，如，“流言”、“公理”（也包括“公允”、“公平”）、“學者”、“文人”、“正人君子”、“可惜”、“偏袒”、“名流”、“通品”、“閑話”、“某籍”、“某係”、“東吉祥派”等等方麵有著新的見解和關注。
在閻晶明所著《魯迅的文化視野》（昆侖出版社，2001年5月）一書中，我看到了魯迅研究領域中的新路數和魯迅成為“顯學”的背景。其實，誰都清楚，對魯迅在媒體上品頭論足，議短說長，是要有些現代文學研究的根底的。但麵對魯迅這個中國現代文學、文化、思想史上的不可多得的資源，正規開采者有之，來料加工者有之，偷盜者有之，“海外走私”也時有所聞，而且挖掘出來的又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旁行斜上，各取所需，孰好孰壞，孰對孰錯，讓人很無奈，也很不好辨識。閻晶明在談及某地對中學生進行的一次調查，在你“最討厭的作家”的設問下，排名“第一”的竟是魯迅的話題時說：“當代中國青年對魯迅的閱讀其實並不是過量而是相反，比起俄羅斯人對自己民族文化精英的推崇來，魯迅思想和作品的社會普及其實還遠遠不夠。”這話完全正確。但我想補充的是，第一，我們現在提供給社會普及魯迅思想和作品的推崇之作，別看販賣“魯貨”者數不勝數，其實能拿得出手且用於這方麵進行素質教育的，是遠遠不夠的。第二，俄羅斯在近現代出過多少民族文化精英？可我們僅有一個魯迅打住。也許是感覺隻有一個魯迅還遠遠不夠，於是又有政府文化官員到處說：“我們現在是一個可以產生‘大師’的時代”，可魯迅的群星又在哪裏閃耀？沒有與魯迅比肩的大師出現，喜歡冒泡的人就一個個跳出來，拚命在魯迅的靈魂麵前撒野。這樣的景象，想想也不奇怪，這麼多吃思想、吃文化的人，不吃魯迅，還能吃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