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出身徐州的一個大家。民國時代，李家公館那就是一個半島，三麵環水，院子有點規模。有一年我去徐州，住在徐州醫院附近。回來看先生，先生笑說，現在的徐州市醫院，就是他家當年的老宅。先生生在一個愛書人家，家裏藏書極其豐富，四壁書架全是線裝書。生活無著以後賣舊書，裝了一卡車。還剩下半架。1970年代先生回家省親，妹妹指著床腿問，這下麵墊一塊石頭，二哥你看是個啥？先生取出來擦淨，認出那是一方端硯。墊壓太久，有了一道裂紋。怎麼辦？廢了唄。
先生從小生活優渥，接受了完整的舊式教育。先生的舊學修養及持續的興趣，肯定和青少年時期的文化養成有關。先生的小說描述的一個大家族的敗落，當然也有舊年生活的烙印在。先生說，那“郎爪子”炒菜時，我就在邊上看，能寫不好嗎？
1957年的反右，先生逃過一劫，說起來很有戲劇性。先生那是在煤炭係統教書，剛從山東調到山西。山東那邊轉來材料，自然就不吃勁了。開了幾次會，沒有批出個名堂，算是虎口餘生，幸免於難。
先生多次說，我可不是山西培養出來的作家。他在徐州上小學中學就開始練筆投稿，調到山西以前，從1955年開始上海的《文藝月報》，北京的《光明日報》都發表過很像樣的文章。到山西以後，寫作條件很差，蹲坐在床上，拿過紙就寫。山西的報刊發過不少，很快就在山西享有文名。家庭出身不好，幾番辦不成調動，繞了幾個彎兒，才進了文聯。
像先生這樣的文化背景，偏偏落腳在一個革命根據地文學傳統非常強大的省區，這是非常有趣的。衝突和融合，最終兩下相安。他為山西的文學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對於山西的文學傳統有開掘發展的功績。他和馬烽等老一輩革命作家保持了幾十年的友誼。馬烽老師一直到臨去世之前，還把他當成可堪交流的知音。他認為在山西，李國濤是可以說幾句心裏話的為數不多的人。
先生多次大力評介過山西文學流派，他對於“山藥蛋派”的成就局限，當然了然在胸。對於革命文學的流變，也經常是一語驚醒夢中人。他很看重趙樹理繼承的五四精神。先生喜歡趙樹理1930年代的小說。他認為趙樹理承接了1930年代的魯迅傳統。1934至1935年，趙樹理寫過長篇小說《盤龍峪》，那已經是非常成熟的現代小說，和《小二黑結婚》同樣優秀。早在1930年代，趙樹理已經形成了《小二黑結婚》式的寫法風格，遠在延安《講話》之前。現在人們都習慣把趙樹理的創作歸結為根據地文學，其實這是非常簡單化的貼標簽。
先生非常看重三十年代文學，推崇魯迅巴金沈從文等大師，先生的文章，更多的師承周氏兄弟。魯迅周作人，是先生的珍愛。尤其周作人，先生多次推介他的文章的苦味澀味，可惜我一知半解，學不來更寫不來。
先生自己的文章，尤其是近些年的文章，寫出了境界，寫出了滋味。什麼滋味？那是需要仔細咂摸的。先生自己說，他曾應約給一家晚報寫稿，每天發在報頭右側。發了一陣子，總編說，算了吧。總感覺這文章有一股說不出來的味兒，不對勁。先生笑談，什麼味兒？就是傳統文化的濃釅味兒。沒有沾染革命政治的火藥味兒。現在的報刊，毀滅文風，官文都一個腔調，漢語最好的表達化為烏有，幸虧自己還有點舊學底子。他說：我總算沒有被徹底改造了，還留下那麼一點味兒！
看到1949以後，一些所謂革命作家獨步文壇，飛揚跋扈，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先生特別反感。先生冷眼相向，喜歡這樣奚落他們：是的啊，能寫的都不讓寫了，那不就數著他們了？
但是對於山藥蛋派作家群，先生依然以豁達的態度，給予他們較高的評價。我理解這其中有客觀分析，也有深交和理解在內。他時常誠懇地評說，馬烽這些人是很有才華的，那種農民式的聰明和幽默，哪裏去找？小說裏表現得多好！可惜他們遇上了那個極“左”的年代，一代聰明作家浪費了才華，不得施展。時代誤人，造化弄人，要這樣理解山藥蛋派。
文學評論是先生的專業，文學編輯是先生的職業。翻譯是偶一為之，寫小說是臨時客串一把。我以為，一直到先生近些年的文化隨筆寫作，先生才算走進了自由寫作的理想境界。先生以作家加學人的身份走進去，在中國曆史文化的房間任意出入。林林總總的曆史人物，紛紜複雜的曆史事件，浩如煙海的曆史典籍，先生拿過來為我所用。在曆史文化的長河裏泅渡，先生得心應手，臧否人物，指點當今，都可以看到源流，看到走向，看到曆史的強大慣性力。文化是一個深邃的海，深水不流，卻是一定要注入無形的力量，影響眼前的一切。先生的眼光已經不再專注山西一地，不再專注六十年的是非。他馳騁在高天，沉潛在深海，探海得珠，老馬識途，文章寫到這個份上，不愧為人師表。
回頭再看先生和山西革命老根據地文化的融合，此時自當有解。先生堅持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化自信。幾千年的文化積累，絕不是幾十年的變革能夠改天換地的。革命文化不過幾十年，麵對傳統，如鹽入水，餘味還在，化為無形。新社會絕不可能在舊社會的廢墟上橫空出世，遺世獨立。革命文化最終也會融進傳統文化的茫茫大海，中華文明海納百川一脈相承。先生寬容淡定的看著滄桑流變，相信著一切畢竟分久必合。
以我的眼光，像先生這樣，有民國經曆，有舊學修養，1949年以後，對新文化建設卓有貢獻，這樣的老作家老學者還有多少？不多了。我們應該加倍珍惜才是。尤其可貴的是，先生全身遠禍以後，在一個以破壞舊世界為時髦的時代，重視的是文化的傳承建設。先生在晚近的著述，更加貼近古風，以彰揚曆史文化為用心。先生文章並不陳舊，其中卻可見老派文人的風骨。先生順接了前代的遺產，後人理當接力繼續。先生的價值會越來越凸顯。隻有俗人妄人才會輕慢先生這樣的老作家老學人。
應該在這個基點上理解先生的寬容和淡定，那是一種性格，更是一種文化態度。先生這些年，從容看世事，臧否都在心裏。相信曆史會矯正一切。先生的平和衝淡，是老人的慈祥，也是老人的超脫。各種思想流派交鋒，先生持論公允，從不聲色俱厲，咄咄逼人。在山西文學界，先生的學子也都各掌文事，先生從不驕矜。先生一個藹然長者，和誰都友好相處。先生沒有對頭，但先生不是和事佬，人們敬重先生，是因為先生的學問，因為先生的德行。在這個意義上，說先生是好人，那是高尚高大景仰認服的意思。
我這些年，也寫過一些批評山西，批評山西文學傳統的文章，先生一再告誡我，切記有理和有禮。有理是道理上站得住腳，有禮是禮數要盡到。功過是非，曆史會有結論的。這事最好讓別人去做，讓這個胡同以外的人去做。先生說。
我沒有完全聽取先生的教誨。在一些地方，依然鋒芒畢露不留情麵。對於我的魯莽，我不知先生如何理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路。齊白石說學我者生，似我者死。我的學力，我的修養，距離先生不可以道裏計。想想自己，能做一個仗義執言的魯男子已經很不容易。對照先生的修為，隻能慚愧。
我唯一擔心的，是先生文集出版以後是否擱筆告別寫作。以先生之高齡，收拾成果一般都有總結一下，刀槍入庫的意思。文集出版，喜悅不盡。若果以此告別，將再也看不到先生優美的文字，又是無盡的惆悵。
我在心裏暗暗念叨，先生年事已高，如果體力目力不及，那就少寫點吧。完全停止讀書寫作，在先生，不應該，也不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