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文化隨筆，外界估計不足。前幾年我去上海，抱著先生四大冊打印文稿尋求出版，結果沒有談成。我以為，隨著時間的淘漉，先生的隨筆，遲早會獲得應有的評價。那是會讓更多的人驚訝的。
山西的文化人，令我敬仰的不多。我曾經這樣評價先生：在山西，如果問，誰算是編輯名家？和李國濤一樣入選的，可以有若幹人。再問，你會寫小說嗎？有一流的小說嗎？立刻會汰出一批。接著再問，你做過影響全國的文學評論嗎？留下的就更少了。如果還有留下的，再問：你懂外文，能翻譯嗎？這，恐怕就隻能留下先生一人了。
這樣評價，先生當得起山西文壇第一人。
我1983年秋天調進山西文學月刊社，先生那時已是主編。當時老家運城不放人，先生找了宣傳部長斡旋，我得以脫鉤到位。自此以先生為師，不敢怠慢。這倒不完全因為知恩圖報，先生的道德文章，在作協係統盡知。我作為後生，隻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1980年代初期的文學，那是怎樣一個盛景啊。社會熱捧，編輯盡職，從業者無不自豪。全中國奮發踔厲蒸蒸日上，這是全景裏的一個園區。先生的文學功業主要成就於這個年代，大體與八十年代共始終。在改革開放的高速時段先生釋放出最動人的能量，許多事情是值得回憶記述的。
我剛到編輯部，辦事不知深淺。不久回老家運城，帶回兩個作者的稿子。交給主事值班的周宗奇，他立刻簽發，當月一起發表了。一日上班，先生把我叫到主編室，問：運城那兩個稿子是你帶回來的嗎？我說是。他說：今後再回運城帶回稿子，要麼交給責編。要麼，你就不要帶。他們給你也不要帶。就這。去吧！沒有多餘的話。也不容分辯。我唯唯退下，一頭霧水，不明就裏。至於知道運城片責編有意見，那是後來聽說的。現在說這些，也無非是證明先生從嚴治刊的決斷。在一個散漫慣了的作家群體，那時的《山西文學》，可道是製度嚴明，井然有序的。
那時我們都怕他。不隻是像我這樣寂寂無名的，就是張石山李銳這樣的遠近知名的才俊，哪一個提起李國濤，不是屏聲斂氣？在編輯部，一個一個守規矩得很。這也不是嚴刑峻法所能解釋了的。先生的人格力量，先生的文學成就都有無言的震懾力。
那時的山西文學，不但訂戶踴躍，國外也有青睞。日本的小林榮，常年翻譯山西文學的小說，每年印一本，叫做《中國農村百景》，在日本出版，頗有影響。大約1985年，他來山西訪問。這是“文革”以後山西作協第一次接待外賓。《山西文學》作為具體的承辦單位，除了文學活動，還有不少的禮儀應酬。一班元老們對他出麵，那叫一百個放心。
1988年作協換屆，大會選出了三個副主席，李國濤先生列在其中。換屆以後作協黨組班子難產，主事人想邀先生入閣，先生拒絕了。
好多人都在猜測先生的作為。其實沒什麼多說的。先生不願意做官，先生隻願意做一個作家學人，以文化功業建樹影響社會。和傳統文人一樣，先生更願意在野，議政議文，劃清執行和言說的界線。把自己的職責，牢牢地劃定在著述言論。
傳統的中國文人曾經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說。事功並不是多麼了不起的亮點。遠離權力，疏離權力，置身事外，做自己的文化建設，這是先生的定位。麵對這一次巨大的誘惑，先生沒有迷失，這是人們最敬佩先生的。
先生執掌山西文學這十餘年間，我以為這是刊物最好的時段。時也運也命也。《山西文學》最美好的年華，和一個眾望所歸的大家相伴，這是緣分。
“文革”以後文學刊物複刊，山西還叫《汾水》，老作家兼任主編，先生做編輯部主任，那已經是中流砥柱。先生在別人並不看重的自然來稿中，一眼選中了成一的《頂淩下種》隆重推出，這篇小說很快榮獲全國短篇小說獎，成一由此脫穎而出。此後《山西文學》連連獲得全國短篇小說獎，名重一時。先生任主編以後，我以為《山西文學》的變化，要在於藝術因素暗暗增強，逐漸擠兌了政治傾向的濃重顏色。大同的一篇小說，先生強調的是“雁北鄉村的風情畫”。這在1980年代都是很招忌諱的評介。臨汾的一篇小說，名為《但願人長久》，先生提筆就改成《小女人》，看得我們目瞪口呆。刊物發稿，先生創立了一個小欄目《編稿手記》，就是要編輯對稿子說些自己的看法。先生以徐漫之等筆名寫了很多編稿手記。隨意點染，收畫龍點睛之妙。以至於編稿手記成為《山西文學》的一道風景，配小說那叫點石成金，賞心悅目。山西的小說，逐漸改變了政治色彩鮮豔或者政治加藝術的笨拙表達，走向生活的混元狀態，先生有推進之功。
1980年代中期，現代派已經西風東漸，愈演愈烈。先生不了解現代派嗎？絕對不是。這一年《山西文學》出了個“封麵問題”，連續幾期使用 變形畫，外界一片噓聲。先生沒有慌亂。事後先生說，魯迅的《呐喊》、《彷徨》的封麵畫，不都是幾何圖形嗎？1930年代先鋒，100年以後還是先鋒。先生對西方藝術思潮也甚是關注了然。創作會上，先生援引索緒爾的《語言學教程》，講解“語言”和“言語”，“能指”和“所指”，結構和解構，從英文到漢語，暢通無礙，昆亂不擋。聽得我們如聞天書。那時的新批評、原型批評、俄國形式主義等，這些理論的傳入，在山西，我們都從他這裏開始聽到第一聲。我那時也惡補一些外國書，囫圇吞棗，食洋不化。一次在先生麵前大講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先生狠狠盯了我一眼，那眼神要把我刺穿。心下忐忑，回家連忙打開一看，原來阿爾都塞的書名是《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我這是露了大怯，隻看了個書名就在那裏燒包。先生對於這種不求甚解的文風十分鄙棄。省內一位喜歡名詞轟炸嘩眾取寵的理論家，大文推薦西方風行的《曆史研究》，把享譽全球的學者湯因比多次叫做湯比因。先生忍不住嘲弄：你那研究的是思克馬主義啊？
不久編輯部收到呂新一篇小說《那是個幽幽的湖》，小說顯然接受了現代派表現手法的影響，情節隻有斷片，人物隻有暗影，通篇都是神秘的暗示。小說發還是不發？責編拿不準，推給了主編。為了這篇新人新寫法，先生召開編輯部全體大會，集體討論，號召每一個人都發表意見，不管責編非責編，每個人填一份發稿簽。由編輯部集體討論一篇小說的發表與否，在辦刊曆史上罕見。以先生對文壇大勢的判斷，先生當然熟知小說寫作的新變化。我看先生早已成竹在胸，讓大家都參與進來討論，那是一次文壇新思潮的普遍教育。山西的小說，由此不那麼古舊。呂新也由此一躍成為活躍的小說家。幾年以後，呂新的小說走遍全國，在各地名刊搶灘圈地，他當然不會忘記，誰是他的第一推動力。
主持《山西文學》，這可說是先生文學活動的主要“政績”。人們常說，山西的作家都起步在《山西文學》，這倒也不全是誇飾之詞。成一李銳柯雲路鍾道新張石山韓石山再到張平，這一批山西文學界的重量級人物，哪一個沒有得過先生的扶持獎掖？幾代作家由《山西文學》出發駛入快車道，幾代作家敬重他，視他為師長。《山西文學》合著時代的節拍，走過了1980年代，那一度輝煌，當然和一個人的名字有關。這是時代使然，也是他的事功。道德文章之於管理，原來有這樣巨大的作用。在先生身上，這一點表現最為鮮明。
先生退休以後，自此坐擁書城，以寫作為人生。我作為後學，常到先生那裏請教。十多年以後我也退休，去得更多了些。去了，無非談國運，談文脈，談讀書寫作。有一天先生說，咱們這幾年的談話，收起來有一本書了。我驀地恍然大悟。退休以後，對先生的了解才越來越多。直覺走近先生，竟然是從退休以後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