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智輕德，影響智力與非智力因素的良性循環我們通常將記憶力、思維力、注意力、觀察力、想象力等稱之為智力因素，而將興趣、意誌、情感、性格等稱為非智力因素。就科學研究來說，智力因素是發明創造的“基礎”，非智力因素是“助手”。非智力因素能促進學生智力因素獲致良好的發展，智力因素又能促使學生的非智力因素得到加強和鞏固。如是，則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便處於一種良性循環之中。
然而，應試教育片麵追求升學率，多強調智力因素。如學校評“三好生”時“德、智、體”變成了“智、體、德”“智好代三好”。高校錄取學生，隻看分數是否“上線”，不看學生“表現”。於是，教師寫學生的品德鑒定，隻要學業成績好就“一切均好”。相形之下，忽視了學生非智力因素的開發和培養。造就了一批高分低能的“學習機”。
四、助長學校，教師，學生急功近利的思想
目前我國現行的人事製度，雖然已初步建立了人才交流市場，逐步取消大學生“統配”製，提倡雙向選擇、公平競爭，實行合同製，打破“鐵飯碗”。但是，學曆的高低在謀職中仍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所以，人們對眼前的利益自然不肯放棄，高考成了人人追求的目標。當然，這與我國教育的宏觀結構和教育體製配套改革有關，尤其是我們還沒有構建起科學完善的素質教育評估機製。因此，分數、升學率成了評價學校、教師和學生的唯一標準。一些教育部門對校長的提拔、任用；教師的獎勵、晉級、評先進等都以升學率為根據，把學生的分數和教師的獎懲捆綁在一起，真可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於是，在利益的驅動下，片麵追求升學率愈演愈烈。校長言必說升學，辦學指導思想就是盯著高考“指揮棒”轉，考什麼，教什麼；不考，不教、不學。似乎學生進校不是求知識，求身心的全麵發展，而是為了“應試”。學校不是考慮如何創造一個適合青少年發展的育人環境，而是挑選可以教育的青少年；教師既然不可能做到使人才的苗圃裏萬紫千紅的“6丁”，於是隻能做“伯樂”，隻顧挑“千裏馬”。一些教育主管部門把精力投向少數“重點”學校，於是誘發了地區之間、校際之間互挖牆腳，爭“高素質”教師、爭“尖子生”的“人才戰”。結果導致了教育的惡性循環：重點學校門庭若市，學生擁擠不堪，班級人數達到了極限（70~100人）；擇校學生收費愈收愈高，屢禁不止；“薄弱學校”家長不遠送，學生不想去，教師無心教，學校門可羅雀，造成教育資源浪費。與此同時還造成了教師之間的教育教學經驗相互封鎖，學生之間不是互幫互學，而是互相嫉妒，在利益麵前互不相讓。敗壞了教風，敗壞了學風，敗壞了考風。
隨著生產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中，對人才素質的要求愈高，層次愈多。這就要求我們的教育必須從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軌，由知識型向智能型轉變，注重開發學生的智力，培養學生的個性特長，才不會脫離社會的需要。所以，“片麵追求”
和“全麵發展”是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的分水嶺，從應試教育轉向素質教育是一種教育觀念的變革，從發展的眼光看，這是曆史的必然，是教育的必由之路。
（《寧夏教育》1997年1~2期）
在我國基礎教育發展的一段時期內，為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國家確定了一部分“重點”學校。這是在我國整體教育還處於十分薄弱的曆史時期，即在特殊的曆史條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旨在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先辦好一批中小學。事實也證明了它在推動我國基礎教育發展中起到了“骨幹”作用，適應了當時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功不可沒。然而，我國教育發展到今天，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普及，高中教育大麵積上升，職教、成教遍地開花，幼教也十分喜人。各級各類大學逐年擴招，社會上出現了人才“高消費”的事實。而且與前幾年相比，畢業生即時就業率有所下降。所以，出好人才已成為我國教育的當務之急。尤其是在當今的信息時代，高科技突飛猛進，新產品日新月異，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到來，培養具有世界視野而又善於駕馭世界才能的綜合型人才迫在眉睫。因此，我們國家果斷地推行素質教育，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應試教育模式。完全符合我國教育發展規律，也是時代的要求，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