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紫文學生涯
吳蒙
姚紫，原名鄭夢周，1920年生於福建泉州安海鎮，1982年2月18日因癌症不治卒於新加坡，享年62歲。
姚紫於1947年底搭客輪“萬福斯”號抵達新加坡，時年24歲。來新之前，他是廈門《江聲日報》的編輯，由於抨擊當時的國民黨政府而被通緝，不過，他曾自言他一生並未參加任何政黨。
1948年，姚紫開始在道南小學執教，1949年轉到晉江學校。
同年3月，他以姚紫為筆名，在《南洋商報》發表中篇小說《秀子姑娘》，在當時的文壇奠定名聲。
《秀子姑娘》在報上連載發表後，於同年5月出版單行本，而姚紫也因此從學校轉入報館工作，開始時是擔任《南洋商報》的資料室主任兼編輯。
任職商報期間，他主編過《家庭婦女》版、《星期六》周刊和《文藝行列》月刊。
他自己曾形容，那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時候。
當時，姚紫也兼任《南方晚報》副刊《綠洲》編輯。
他所編的副刊，都有獨特的風格與個性，其中對新加坡華文文藝發展有一定影響的是《世紀路》。這個文藝副刊成了許多當今知名寫作者開始創作並得到姚紫鼓勵與栽培的園地。
1954年2月15日，姚紫離開了《南洋商報》而創辦了文藝報出版社，專心搞文藝工作。
在未離職前，他還曾辦過一份周刊——《海報》，但隻出版半年，即因報館當局不準屬下員工同時辦報而停刊。
文藝報出版社成立後。出版了《文藝報》月刊，由於大勢所趨，卷入反英國殖民地統治和要求民族獨立的文藝陣線。姚紫因此也曾於1954年9月間被殖民地政府拘捕，盤問三天四夜後始獲釋放。
1955年，《文藝報》月刊的出版執照也因此而被吊銷。姚紫隨即到柔佛的寬柔中學重執教鞭任該校高中部國文（華文）主任，同時也創辦了另一份周刊《社會新聞》，但隻出版三期，執照又被吊銷。他因此也隻得暫時停止文藝報出版活動。
1956年，姚紫創辦了《大地》十日刊，但隻出版三期即被查封。
然而，他不屈不撓，翌年又籌劃出版文藝叢書，主編《九月的風》，但隻出版一期。1958年8月，應聘到吉隆坡出任《鍾聲報》總編輯。該刊出版十期即被令停刊。
同年，姚紫主編了一份特刊《新馬工商考察團在北京》。
這是他生活相當困苦的時期，1959年他曾做過一段時期的海員，在來往新加坡和印尼的輪船上工作。
1963年，姚紫創辦天馬圖書公司，並出版了中國名劇作家曹禺的作品《橋》、小說家穆時英的作品《黑牡丹》、金玉明的作品《蕭紅的一生》，他本人的作品《窩浪拉裏》（小說）、《沒有季節的秋天》（小說）、《西楚霸王——項羽》（曆史評論）和《萍水記》（小說，筆名歐陽碧）。
1965年底，鄭先生再接再厲，出版了《天馬雜誌》月刊。
1967年，出版《華報》周刊。
不過，這些刊物都隻出一個短時期即自動停刊。關於《華報》停刊，姚紫生前說，該報本來的銷路不錯，但後來他自己發現它的政治味道太濃……因此，他決定自動關閉賺錢的《華報》。
此外，姚紫也停止了他的出版活動。
1969年4月1日，他應聘進入《新明日報》主編副刊《新風》，直至1977年5月31日離職為止。在這段期間，他又培養了一批年輕的本地寫作者。
離開《新明日報》之後，姚紫就沒有再尋找其他工作，雖然他曾有過再搞文藝出版的計劃，但卻始終無法實現。
1981年，他發現自己患上絕症，多方求醫，但終於藥石罔效，與病魔掙紮了一年多之後，終於撒手寰塵，就像一顆曾經在夜空發出絢爛光華的流星，在黑暗中隕落。
姚紫於40年代末期隻身南來，死時仍是孑然一身。不過，他在新加坡的文藝園圃裏留下汗水、投下精神辛勤耕耘的收獲是可觀的。
他本人已出版的集子有《秀子姑娘》（中篇小說，1949年5月22日首版8000本，同年5月30日再版5000本，6月三版3000本），《烏拉山之夜》（中篇小說，1950年），《咖啡的誘惑》（中篇小說，1951年），《馬場女神》（短篇小說，1952年），《閻王溝》（中篇小說，1953年），《風波》（中篇小說，1954年），《帶火者》（短篇小說集，1955年），《黑夜行》（雜文集，1959年），《半夜燈前十年事》（中篇小說，1961年），《情感的野馬》（散文集，1963年），《沒有季節的秋天》（中篇小說，1963年），《窩浪拉裏》（中篇小說，1965年），《萍水記》（短篇小說，1964年），和《西楚霸王——項羽》（曆史評論，1964年）。
姚紫所用過的筆名甚多，包括黃槐、賀斧、符劍、歐陽碧、上官秋、舒仲、公孫龍、西門風、黑浪、吳笙、唐兮、司徒然、趙旭、於旭、魯明、向陽戈和畢三等。
姚紫晚年雖已停止創作，但對文藝工作仍然耿耿於懷。他原想東山再起，但卻鬥不過命運的安排。他在臨終前兩天所寫的自挽聯，道出了他淒涼無奈的心境。
五十始知非，原思有所奮發，修積寸功，補償謬誤；
風雨偏來惡，無奈落花狂飛，淒涼明月，空照高蓬。
1982年正月，姚紫病入膏肓，自知壽盡，於是在絕望之中振奮精神，召集友好，並立遺囑，交代吳俊剛、張道昉、林範幹和鄭捷浩等四人為其遺產信托人，要他們在他逝世之後，將其遺產（其中大半為股票），在適當的時候轉變為現款，設立文藝基金，以鼓勵本地文藝創作。這也是他一生為文藝事業所獻出的最後一滴汗，最後一份愛。
（本文選自《姚紫研究專集》，劉筆農主編，新加坡文藝協會1997年12月出版。這篇生平簡介是新加坡文藝協會吳蒙先生根據姚紫臨終時口述暨他所托的一些文件整理出來的，收入本書時編者有所刪改。）
論姚紫的小說創作
陳賢茂
新加坡的文學評論家都認為新加坡華文小說的成就，遠比不上詩歌和散文的成就，這似乎已成了一種定論。然而，如果仔細考察的話，新加坡華文小說盡管有過蹣跚學步的時期，但也有過輝煌燦爛的時期，也產生過傑出的小說家。崛起於20世紀40年代末而活躍於20世紀50年代文壇的姚紫，可以說是新加坡華文文學史上最傑出的小說家。
優秀的作品總能反映時代的動蕩，動蕩的時代總是孕育了優秀的作品。二戰後到新加坡獨立前的這一段時期，是新加坡反殖民主義鬥爭風起雲湧的時期，也是新加坡華文小說取得輝煌成就的時期。許多優秀作品都產生於這一時期，反映了這一時期的騷亂、不安、哀吟、控訴以及希望。姚紫的小說，也大多寫成於這一時期。
姚紫經曆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也經曆過新加坡的殖民時代。他的作品是這一時代的見證，留下了時代的印痕，也留下了他在漫長人生旅途中，尋尋覓覓、搖搖晃晃的前進足跡。
一
姚紫原名鄭夢周，另有筆名黃槐、賀斧、符劍、歐陽碧、上官秋、舒仲、公孫龍、西門風、黑浪、吳笙、唐兮、司徒然、趙旭、魯明等。1920年出生於中國福建省泉州安海鎮。1982年2月18日因癌症於新加坡去世，享年62歲。
姚紫中學畢業時，正碰上抗日戰爭，於是輾轉於福建各地，當過小職員及報刊編輯。這段時期的經曆，給他後來創作的幾部反映抗日戰爭的小說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在廈門《江聲日報》擔任副刊編輯，由於生性耿直、狷介，曾寫文章揭露國民黨的黑暗統治，遭國民黨政府的通緝，不得不於1947年底隻身南渡新加坡。
1949年，姚紫的中篇小說《秀子姑娘》在新加坡《南洋商報》上連載，受到讀者的歡迎。同年5月《秀子姑娘》由《南洋商報》出版單行本，在3個月內連印3版，銷行1.6萬冊，成為新加坡空前的暢銷書，也奠定了姚紫在新加坡文壇上的地位。
《秀子姑娘》寫的是抗日戰爭期間的故事，它之所以獲得成功，與作者的藝術追求是分不開的，作者顯然試圖突破抗戰小說已有點模式化的框架，試圖在更高的層次上來認識這場剛剛結束的戰爭，以新的角度來觀察這場戰爭。因此，小說既寫出了戰爭給交戰雙方帶來的痛苦，更著重寫出了戰爭底下的人性，以及戰爭與人性的衝突。
小說的故事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的緬甸戰場。秀子姑娘是日軍205裝甲聯隊的上士電訊員，在一次戰役中被俘，關押在遠征軍俘虜營。為了從她口裏獲取軍事情報，俘虜營姚主任——即小說中的“我”——主動地接近她，用感情來軟化她，結果兩人之間產生了愛情，使故事的展開，在戰爭的殘酷中蒙上浪漫的色彩，在仇恨的烈焰中帶點淒婉的情調。
秀子姑娘無疑是小說中寫得最成功的人物。各種各樣的矛盾，諸如戰爭與人性的矛盾，個人感情與國家觀念的矛盾，個人利害關係與人類真理的矛盾，都交織在這個人物身上，使她忍受著愛與恨的烈火的炙烤、煎熬，因而使她的形象顯得非常豐滿，性格也非常鮮明。照小說的描寫，秀子出身於官閥世家，曾祖父曾經做過海軍大將，雖然那顯赫時代早已過去了，“但是官閥世家還不忘記怎樣按照祖訓來教養兒女，講究氣節，表現矜持的大家風度，像籠子裏的小鷹，在單純的生活裏，把自己的驕傲性的優越感培養起來了”。這種家庭環境和教養，就構成了她的特殊的性格，既承受著大和民族男性的凶悍和固執的本質，同時又摻有女性的憂鬱和多情。
秀子被俘之後，抱著“一死了之”的態度，拒絕提供任何有關日軍的消息。她口口聲聲“我必須盡忠於天皇陛下”，“我不能出賣祖國”，態度既傲慢，又輕蔑。當日本飛機轟炸的時候，她甚至哼著《君之代》的日本國歌，挺起胸脯，以興奮的心情去迎接日本飛機的轟炸。在她的整個思想中，浸透了軍國主義教育的毒汁和武士道精神。然而，她的性格也存在著另外一麵。當她談起海的時候，她會感情激動回憶起在日本海邊度過的歲月：
在海的懷裏，當你看見驚濤駭浪，你會覺得自我的渺小；當你看見那萬頃煙波，海天相連，你又會覺得胸襟瀟灑，一切憂鬱都給海風吹散了；又當你站在沙灘上，看著那朝霞夕輝在蔚青的海水中閃耀著點點浮光的時候，你會從自然中體味著人生意義，覺得低沉而輕鬆，鬱黯而煥發，心靈和海混合在一起……
這時候的秀子，已經不是那個凶悍而傲慢的日軍上士電訊員，而是一個愛幻想的、嫻靜而多情的日本女性。當小說中的“我”在日機轟炸，為掩護秀子而頭部受傷的時候，秀子性格中那溫柔而多情的一麵便完全顯露出來了。她終於陷入了情網，愛得深沉，愛得真誠，然而卻又始終提心吊膽，害怕做出背叛祖國的事情，害怕因背叛祖國而使她在東京的父母和弟妹受到日本政府的懲罰。秀子性格的兩重性，在愛情與“國家”觀念的矛盾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在這些矛盾中，她始終把“國家”觀念擺在主要位置上。因此，當她了解到，小說中的“我”曾乘她酒醉，從她口中套取情報的時候，她性格中那桀驁不馴、凶悍的一麵又上升為主導地位，“國家”觀念完全壓倒了兒女間的私情，並且促使她從“我”的房裏偷出了手槍，把黑洞洞的槍口對準了她的情人。
小說的結局，作者安排了秀子姑娘的死。作者在《後記》中寫道：
秀子姑娘是死了，但是秀子姑娘的問題並沒有死！倘使我們能夠揭開那操縱在野心家暴力手下的鐵幕，那幕後憧憧的魑魂鬼影，應該使我們驚心動魄的。我們原就早該明白——人類需要的是什麼？人類不需要的又是什麼？
作者顯然把秀子姑娘看作戰爭的犧牲品。侵略戰爭的炮火使萬千人民屍積如山，血流成河，然而侵略者也沒有給本國人民帶來幸福，而是把大批無辜的人民驅迫到戰場上死亡。在秀子身上，我們看到被戰爭壓抑了的人性，看到被野心家扭曲了的靈魂。作者無意譴責秀子姑娘，也沒有把她當作一個反麵人物。作者認為應該譴責、應該詛咒的是在背後操縱秀子姑娘的野心家。小說努力想揭示：秀子姑娘是非死不可的，然而，她的死隻是矛盾激化的結果，並不是矛盾的解決。隻要戰爭依然存在，秀子姑娘的問題就永遠無法解決。作者通過秀子姑娘的形象，回答了他自己提出的問題：人類需要的是愛，人類不需要的是戰爭。
小說中的“我”，是正義戰爭的代表，也是人性的象征。他一方麵以公理、正義一類的說教來說服秀子，另一方麵又以人性的溫暖和人類的愛來感化秀子。既要當戰場上的英雄，又要當教堂裏的牧師，這雙重身份，使他常常處於矛盾的境地。一方麵，他自稱是“反侵略陣線上的一個戰鬥員”，認為自己是站在人類正義和真理的一方；但在另一方麵，他對自己利用愛情來從秀子口裏套取情報，卻總是感到內疚。“的確，我慚愧了！我竟利用愛情來施行我的欺詐，我是多麼歎息地悸栗啊！”這種近似犯罪感的內疚，與秀子忠於天皇、忠於日本、忠於侵略戰爭的堅定性相比，恰恰形成鮮明的對照。作者塑造“我”這一形象，顯然是試圖用愛來化解仇恨，用人性來代替獸性。但自始至終，他竟無法用愛情來軟化秀子，也無法轉變她的思想偏見。作者感到困惑。他無法解答：“人類的祖先用愛來維續後代的生命，為什麼子孫們要用血和淚來栽培仇恨的花果呢？”（《秀子姑娘·後記》）
作者懷著愛的理想，希望在小說中傳播愛的福音。但他在現實中看到的，卻是仇恨和血淚。這不能不使他多少帶著一點幻滅感。固然他早已明白，人類需要的是愛，人類不需要的是戰爭，但愛是不是萬能的？愛能否消弭戰爭於無形？或許作者在安排秀子姑娘的死的同時，已包含了對這一觀念的否定。
作者雖然沒有在小說中提供消滅戰爭的有效藥方，但他憎恨戰爭、反對戰爭的思想觀念卻是非常鮮明的。《秀子姑娘》正是以其強烈的反戰思想以及對和平的渴望、對人性的呼喚，獲得了飽受戰爭蹂躪的廣大群眾的共鳴，這是《秀子姑娘》出版後受到熱烈歡迎的主要原因。
讀者從《秀子姑娘》的故事中，可以看到蘇聯作家拉夫列尼約夫中篇小說《第四十一》的影響的痕跡。但這種影響，隻表現在故事情節的某些類似——如敵對雙方的男女談戀愛，最後以其中一方被槍殺告終——而小說的整體構思，以至於主題思想、藝術手法等，則是完全不同的。這種故事情節的雷同和互相影響，即使在著名作家中也是屢見不鮮的，因此並不影響《秀子姑娘》成為馬華文學中最優秀的小說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