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其矯文學生涯
曾珊
蔡其矯，福建省晉江市紫帽鎮園阪村人，1918年12月10日出生，2007年1月3日淩晨2時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
蔡其矯於1926-1935年先後就讀於印尼泗水小學，福建泉州小學、中學，上海泉漳中學，上海暨南大學。1936年1月—1938年4月在上海暨南大學附中學習並參加革命工作，1938年5月—7月在陝北公學華僑訓練班學習，1938年8月—1939年7月先後曆任延安海外工作團秘書、河南確山新四軍第四支隊宣傳幹事、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文學係科員，1940年1月—1942年12月任晉察冀邊區華北聯大文學係教員，1943年1月—1943年7月任晉察冀邊區軍區政治部抗敵劇社文學輔導員，1943年7月—1944年11月任河北淶原縣委機關通訊幹事，1944年11月—1945年8月參加北方分局黨校整風運動，1948年8月—1949年10月先後曆任晉察冀軍區作戰處軍事報道參謀、華北聯合大學文學係教員、中共中央社會部一室一科軍政組長，1949年10月—1952年8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情報總署東南亞科科長，1952年8月—1957年11月任中央文學講習所教員、教研室主任，1957年12月—1958年7月任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宣傳部長，1958年12月曆任福建省文聯專業作家和福建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名譽主席、顧問等職。
蔡其矯18歲投身革命，有著強烈愛國心和遠大的革命抱負，1936年初他在校就讀期間就積極參加上海暨南大學學生救國會組織，在組織的領導下，參加抗日活動，進行抗日宣傳，參加當時上海的各次遊行示威活動，並與國民黨暗探特務展開各種鬥爭。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蔡其矯長期在地方和部隊的文化宣傳部門工作，他憑著對黨的無限忠誠和執著的事業心，用手中的筆創作了大量反映抗日民族氣節的詩篇和歌詞，其中《鄉土》和《哀葬》獲晉察冀邊區詩歌獎第一名和第二名；反映我軍抗日將士們英雄氣概的詩歌《肉搏》是蔡其矯的成名作，至今仍為朗誦會上的保留節目；他創作的歌曲《子弟兵戰歌》被晉察冀邊區指定為部隊必唱歌曲；他所創作的《兵車在急雨中前進》，被全國著名詩人、文學評論家、報告文學作家徐遲先生稱之為解放戰爭中的優秀之作。
新中國成立後，蔡其矯分別於1954年和1956年兩次到東海艦隊和南海艦隊采風體驗生活，創作了大量反映我國海防建設和水兵生活的詩篇，並收集在《回聲集》、《回聲續集》和《濤聲集》中，被評論家稱之為“海洋詩人”。蔡其矯於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以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曾在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任教，為全國許多作家授課，都有所創見。60年代和70年代，他係統地撰寫了反映福建的曆史、人文、地理、藝術和民情風俗的詩歌，並發表在《福建集》和《祈求》、《雙虹》、《迎風》等詩集中，為引領福建的詩歌創作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文革”期間，蔡其矯受到衝擊和錯誤批判，但他始終保持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體現了一個老文藝家對黨的堅定信念和高尚情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蔡其矯重新恢複工作，他認真貫徹執行黨的文藝“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他以詩人的激情續寫《海神媽祖》及眾多福建曆史人物，創作的詩歌在全國各大刊物中發表，並多次獲得省、部級優秀獎。1988年離休後，仍時刻關心黨和國家的大事，認真學習鄧小平理論，努力發揮老文藝家、老幹部的作用，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他關心文藝事業的發展，積極熱心於社會公益活動，為海峽西岸文化建設獻言獻策，為閩台文化學術交流搭橋鋪路。1992年起他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06年7月被福建省文聯授予“福建省首屆老文藝家成就獎”榮譽稱號。
蔡其矯從事文學創作70餘年，筆耕不輟，是我國詩壇有影響的著名詩人，出版的詩集有《回聲集》、《回聲續集》、《濤聲集》、《司空圖〈詩品〉今譯》、《蔡其矯選集》、《蔡其矯抒情詩選》等10多部。其中詩歌《生活的歌》等作品4次獲得福建省優秀文學作品獎。其作品激情洋溢、風格鮮明，在思想藝術上多方探索，對於年青一代詩人有較深刻的影響，其獨到的見解和精湛的藝術風格，深獲國內外專家和詩人的讚賞。他不僅有很高的中國古典文學和外國文學修養，而且對古漢語和英語的理解能力也很強，他翻譯的國外詩歌作品，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他的許多作品被譯成外文介紹給世界各地。其創作成果已載入英國倫敦出版社的《世界名人錄》和《中國當代名人錄》。他為開拓中國南方鄉土詩歌和海洋詩歌，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為新中國的新詩繁榮和發展起到了推動和促進作用。
蔡其矯長期在文藝界工作，他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始終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為黨的文藝事業勤奮工作，他善於團結文藝界的同誌，待人友善，真誠關心、愛護和幫助年輕作家、詩人，深受廣大文藝工作者的尊敬和愛戴。
蔡其矯是我黨文藝戰線上的一名忠誠戰士，他的一生是為黨的文藝事業奮鬥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終深沉地愛著祖國和人民。他直率坦誠、樂觀爽朗，他執著進取、不屈不撓、淡泊名利，他嚴於律己、寬以待人，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藝術道德情操與世長存。
（本文選自《大眾詩歌》2007年清明專號。曾珊，福建省文聯黨組成員、秘書長。）
幹雷酸雨走飛虹
公木
我和蔡其矯相識於1954年10月，其時我調任中央文學講習所所長，他先我兩年到所任教，主講外國文學，一見如故，很談得來。早在10年前就從延安魯藝文學係同學中聽過蔡其矯這名字，知道他寫詩，隨大隊到晉察冀前方去了。不圖在講習所會到，實相見恨晚。這期間，他總使我想到天藍：在魯藝，天藍幫我又鑽唐詩，摳詩學。分別於40年代與50年代，讀惠特曼，還啃《資本論》，談美學；在講習所，蔡其矯也曾幫我讀惠特曼，在精神和感情上天藍、蔡其矯是我最貼近的朋友。而在講習所，共同活動更多些，當然還有另外一些同誌，我們接丁玲、田間，主持了一個培養青年作家的集體，還籌辦了第一屆青年文學工作者代表會議，又以通信方式聯係了社會上廣大文藝青年，其中有許多閃耀著才華的佼佼者。
我在青代會上關於詩歌問題的報告，便是在蔡其矯和沙鷗協助下準備的。在講習所教員中，寫詩的不少，沙與蔡堪稱兩家，他倆都對唐詩感興趣，並化用於新詩創作中，各具新的風格，對我都有啟發。沙應報刊邀約兼作詩評，蔡為著教學需要偶搞譯詩，有些歐美詩，特別是惠特曼的譯稿，尤其為我所嗜讀。因而特邀他同赴長春東北師大和東北人大講學，由詩人胡昭陪同去原始森林旅遊。在往返途中談得更自由且廣泛，了解得便更多些深些。逐漸使我感覺到，在所接觸的友人裏蔡其矯是最富詩人氣質的：於天真的單純中，燃燒著熠熠錚錚的理性之光；熱愛生活，熱愛自然；富同情心；富感染力；真誠、坦率、無私、無畏。他的詩時發奇響，寫於1957年2月的《大海》，便頗具震撼性。那時赫魯曉夫把《秘密報告》的原子彈擲向世界的良心，引起困惑，詩人以激情挾著雷鳴，借“大海”的磅礴之勢做了回答。那正義的光輝穿越翻滾的烏雲，永遠照著曆史，給人類以前進的勇氣與力量。任憑風雲變幻，這是難得撼動的紀念碑式的世紀詩章啊！
在這前後，我曾在北京與上海幾次有關詩歌的座談會上談到蔡其矯，是同艾青和聶魯達並列談及的，非出私誼，確由實感。回憶那一段相處的歲月，的確是有滋有味有意義的。不無遺憾的是，運動一個接連一個，我們自己也頗有幾分陷溺在“虔誠的狂熱”中，沒有幾天鬆閑。迨至1958年秋，在一種極為特殊的情況下，是我被推到被批判的“位置”上，他作為一個沉默的後排“觀眾”，咫尺千裏相望無言地告別了。20年後重逢，隻是在某些會議場合，偶亦互贈詩文，而7200天闊別期間的山山水水、雨雨風風，就隻可付諸想象中了。這些年來我對蔡其矯的一貫認識，可以概括為以下三端：
第一，作為詩人，蔡其矯是以詩為生命的，因而便確是以生命為詩。他一生生活在詩的靈光裏，同時也把一生化為詩的靈光，一個有血有肉的真正的詩人。
他走向詩，不是羨慕詩的桂冠，也不是受著什麼神秘力量的誘惑，而是在民族危機深重，救亡大潮洶湧之際，躍身投入革命激流作為起點的。從15歲到20歲，幾經求索，便到抗戰聖地延安，從而也進入詩的藝境。他的詩的行程便是戰鬥的行程。於是“路社”，於是三千裏行軍，於是……驕陽霹靂煉精神。這意味著一個新生命的誕生。他的詩在戰火紛飛中生長，在《肉搏》中，在《兵車在急雨中前進》裏走向成熟。由勝利到勝利，由戰歌到頌歌。向左、向左、向左，在“左的進行曲”、“左的大合唱”中，逐漸出現了雜音而失諧走調；這是由於縱使“虔誠的狂熱”，仍然保持著清醒，沒有失去人文精神與寬容態度。這便使《大海》的作者在大躍進中的“三麵紅旗”照映下，竟被背對背評議為“漏網右派”，從而遭到“貫耳幹雷”、“澆頭酸雨”般批判。
更難能可貴的考驗是，這些蒙頭蓋腦的批判，沒有熄滅了他的詩情，而是更激勵了他。詩人就像一棵矗立的“被詩的火焰點燃的《木棉》，風雨雷霆隻會助長它更堅挺地向高空延伸”。我無意為詩人的每一行動作辯解，而在那“幹雷”“酸雨”20年間，詩人遭受的打擊和痛苦，說來是令人咋舌的。但是，詩人卻在“牛棚”裏翻譯《詩品》，頂著“三反分子”、“老牌反革命修正主義黑詩人”的帽子在勞動農場裏寫《夢》，寫《希望》，寫《山雨》，寫《新葉》：“迅速地朝更高處生長，/向更廣大的世界眺望”，沉著、樂觀。在這期間，他把農場變成了詩場，有多少富有才情的知青追隨著他，受著熏陶鼓舞。稍後他更經之營之，以栽花造壇、植樹成林點綴家鄉。不是說詩人沒有“孤獨”，沒有“寂寞”，沒有“傷感”，沒有“痛苦”；而是他愛詩愛花愛人，向往著真善美的天性，使他感到“不被窒息就是幸福”，並且清醒地認識：“真正的詩人無我，他總極力避開自己的問題。詩中有自己的個性，但沒有個人的利益。”沉浸在美與藝術的快感中忘卻灸心的痛苦。一隻多麼堅強、勇敢而瀟灑的海燕啊：“所有的飛鳥全不見，/暴怒的風誰敢抗衡？/唯獨你不躲閃，迎風站立/發光的臉上仿佛有歌聲。”（《迎風》）詩啊！詩人啊！
第二，作為詩人，蔡其矯關注著人類的命運、民族的興亡，熱愛人民大眾，熱愛祖國山河，熱愛大自然。生死以之，苦樂由之。這一切都是他永不枯竭的靈感的源泉。
詩人得於天者獨厚，他生成一等堅強的體魄，具有旺盛的自然力、生命力，作為天賦和才能，作為欲望存在於先天主體，當然與一切人同樣是感性地、對象性地存在著。由於他的堅強和旺盛，他同感受到的自然界、接觸到的社會現實便有著突出的親和力、濃厚的興趣。更由於他誕生於一個沿海省份的華僑家庭，父祖輩都愛花如命，童年時期又因逃避戰亂隨全家旅居南洋，沐雨櫛風，見多識廣，這就奠定了他的曠達、愛大自然的脾性，以及他的世界觀念、人類意識，特別關注著祖國的盛衰興亡，自幼養成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隨著年歲的增長，循序接受教育，知識日益豐富與提高，終於使他在曆史與現實的縱橫交彙點上找到真實的自我，從而形成了自覺意識的世界觀、人生觀、審美觀，充溢著自由心態的生活態度，單純而深厚，堅韌而謙虛，以及博聞強識、忠於生活的見識。與出身於山村僻壤的一般青年不同，在彙入戰鬥洪流之前，他已經從中到外、從外返中，又從東到西、從南到北，把整個中國差不多都串聯過了。這養成他喜歡活動、喜歡多樣化生活的性格，對於自然山水、風土人情、社會習俗，具有永不疲倦的觀賞與考察的豪興。
抗戰勝利、新中國成立，生活已經安定下來，詩人卻要求作為創作實習特地去體驗海軍生活，一次深入舟山群島，兩次深入西沙群島。這使他在現代中國詩壇上成為第一位“大海詩人”。就在中央文講所任教期間，還到東北森林旅遊，並考察了哈爾濱、沈陽、鞍山等大工業城市。在“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運動高潮”中，還曾騎車或徒步訪問了冀中冀東地區被提名的先進農莊和模範人物。文學講習所結束後，又曾一度任職於負責九省水利建設的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任政治部宣傳部部長，這方便了他的江漢流域的漫遊。然後返回福建故鄉，從事采風，了解民歌運動情況，從而開始了計劃中的《福建集》的調研與創作。
假如說，非常時期，偏居三閩，也還“踏遍青山人未老”；那麼，到天回地轉，進入曆史新時期，詩人又開始了一年三個月的單獨遠程考察旅行。這才是中國詩史上空前的壯遊，論其行蹤廣袤，遠遠超過徐霞客的倍數。約略說來：第一次，1981年8月開始，路線為河南、陝西、甘肅、青海、新疆，直到伊犁和喀什。
第二次，翌年6月開始，由湖南、湖北、河南、山西至內蒙古。第三次，1983年春應邀赴洛陽參加牡丹詩會後，走訪華北戰爭歲月舊地，從河北西部穿過山西到陝西延安等地。第四次，1984年春由福建入雲南、貴州，訪石林和滇西北，直至麗江。實則滇桂一線，此前此後詩人還曾幾度客遊。第五次，1985年春“踏李白晚年的足跡”，路線是貴池、秋浦、涇縣，再經九華山到宣城及馬鞍山一帶。是年冬至翌年春，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邀請，赴菲律賓參加馬尼拉第一屆國際詩歌節活動，會畢經香港返回大陸，這可作為考察旅行的第六次。第七次，1986年夏訪問西藏，足跡所至，前藏、東藏、藏南、藏北、後藏，曆盡艱辛，無遠弗屆，而收獲亦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