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於慎重，警方用了測謊儀對黃進行測試。測試前黃還問：警察叔叔，這是幹什麼的？警察告訴他：這是測謊儀，說謊話要被測出來，你必須老老實實回答問題。問題問完後，黃競若無其事地跑到旁邊看別人下棋去了。經過分析之後，有的刑偵人員認為黃可能不是嫌疑人。
為穩妥起見，警方繼續對黃進行監視。發現黃在此期間沒有異常行為，學習成績反而有了進步。
就在此時，太白公安分局局長李昌義提出了異議。他說：依照證據，這案子如果不是他幹的，這個案子就是天下奇案了！6月13日晚，李局長親自訊問黃剛。
經過一夜艱苦的攻心戰，黃剛的心理堤防垮了，他的淚水終於奪眶而出。他邊哭邊說：是我幹的，我承認第二天，在黃的引領下警方終於找到了關鍵證據。
19日。記者在江油市第一看守所見到了黃剛。他有1.72米的個子，剛剛度過自己15歲的生日。黃剛清晰地講述了自己作案的整個過程，他的話很簡潔，並沒有表現出懼怕感。
他說，他現在很後悔，不該殺人，但他仍記恨著老師罵他的事。他說他現在最擔心的不是自己，他擔心的是父母會因為他不能抬起頭做人，會氣得傷了身體，黃說這話時才開始流淚。（犯罪嫌疑人係未成年人，故用化名）
相信上述這起案件，會令所有善良的人感到震驚與憤怒，14歲的黃剛殺害廖孝菊老師及其女兒的殘忍行徑盡管可惡，但廖孝菊老師如果不辱罵他的學生，這樣的悲劇又怎麼能夠發生呢？
教師與學生的報複與報答
1999年3月22日，《中國青年報》發表了該報記者馮瑁一篇題為《報複與報答》的專題采訪，其間所揭示出來的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情感衝突、藝術教學的效果，讓人們看到建立正常、健康的師生關係是多麼的重要。
這是我從業以來聽到的最為震撼人心的故事因為它涉及孩子的靈魂。
他們是未成年人，不懂得什麼是教育，往往也無力作用於教育者。對於不好的、不適當的教育，他們先是逆來順受，然後自暴自棄，然後反抗孩子對老師惡作劇般的報複聽起來匪夷所思，聽後心情卻異常沉重教育者競得到被教育者這樣的回報！如果不是孩子親口將這些經曆講出來，我簡直不能相信這一切是真的。毫無疑問，如果沒有轉機的話，教育失當所導致的災難，將伴隨孩子的一生。
慶幸的是，轉機來了在同一所學校裏，僅僅因為換了一個老師。一點尊重、一點鼓勵、一點欣賞，競使一個在棍棒下從不流淚的孩子會哭了，發誓要報答這位老師，從此變了一個人沒有不好的孩子，隻有不好的教育。這個故事活生生地證實了這句教育名言。
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這篇報道裏不披露孩子和老師的真實姓名。
“我媽那時候講，隻要不進公安局，不進派出所，不打架鬥毆分數對她來說已經無所謂了。”
已經是晚上10點多了，報社的編輯部大廳裏，隻剩下我和3個孩子。從下午5點開始，他們就一直滔滔不絕地講述著他們的兩個老師，講兩個老師給予他們的影響。
小A是這3人中的主角。
兩年前，他是一個逃學、曠課、身背處分，帶領同學和老師搗亂，讓媽媽絕望、讓學校老師頭疼至極的孩子；初二結束時，他7門功課隻考了60分。
一年後，他的中考成績翻了幾番，上升到528分。如今，他是北京市一所重點中學的高一學生，目前，在班上成績不斷上升，已經接近前10名。
同一個人，為什麼轉眼之間就有這樣驚人的變化？
坐在我麵前的小A，安安靜靜，眉清目秀，略微有一點拘謹。
從初一到初二末，別人是沒上課的時間數得出來，我是上課的時間數得出來。經常是一兩個星期不上課，有被老師趕出去的，有自己不去的。
初二期末考試，除了語文，其他都不及格。還帶著一個記大過的處分。我媽那時候講，隻要不進公安局，不進派出所，不打架鬥毆分數對她來說已經無所謂了。
33、小A的媽媽說起那個時候，仍心有餘悸。
那會兒班主任三天兩頭地呼我，老得去學校，找完了這個找那個，一會兒上思教處，一會兒找年級組長，一會兒找班主任。工作再忙，隻要一聽到呼機響，我就害怕，生怕！是班主任G老師。一看是G老師，我就做什麼事都沒心思了！上小學時我挺好的，後來不知道怎麼回事，就鬧起來了。還不到15歲的小A說起自己以前的事，撓撓頭有點害羞地笑了笑。
也沒什麼具體原因，開始就是貪玩，不完成作業。上課講話，總是被老師罰。
初一的時候有次踢球，沒做作業，老師罰寫說明書，就是檢查。先寫了一遍，老師說不深刻，再寫。誤了兩節課，不知道講了什麼也不知道留的作業。第二天沒法完成作業。老師說你記吃不記打，再寫檢查，又耽誤課。每天第一節課總是數學，幾次以後，就聽不懂了，小測驗隻能得十多分。這樣越來越不願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