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康熙統一台灣
鄭成功收複台灣的政治目的，是建立新的抗清根據地，待機反攻大陸，恢複明朝，統一中國。但他於收複台灣的第二年就抱恨死去，沒有達到他的政治目的。鄭成功收複台灣之時，正是清朝第二代統治者愛新覺羅·玄燁登基之年。康熙皇帝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自幼雄心勃勃，力圖有所作為。為了鞏固清王朝的封建統治，他認為“天下大權，當統於一”（《清聖祖實錄》卷二七五），非常重視國家的統一和領土的完整。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終於統一了台灣。玄燁即位到統一台灣，經過了漫長的二十二年，其間隨著形勢的變化，清統治集團對台灣鄭氏政權的戰略重點，曾數度變化，軍事進攻與政治招撫交互使用。在軍事進攻方麵，遲疑猶豫，決心不強，直到平定“三藩之亂”後，玄燁才下定決心，排除幹擾，采用軍事進攻與政治招撫同時並用，而以軍事進攻為主的戰略決策，勝利地完成了統一台灣的大業。
一、三藩之亂前清朝對鄭氏政權的戰略
（一）“因剿寓撫”的方針和攻取金廈
清軍進攻金、廈被鄭成功在海上擊敗之後，自度舟楫非己之長，不肯再以八旗部隊渡海作戰。在戰略上由軍事進攻改為經濟封鎖。將八旗主力盡撤回京，而以耿繼茂所部和福建綠營兵防守沿海港口，用鄭軍投誠人員房星燁之策，命戶部尚書蘇納海至閩遷海，遷居民之內地，離海三十裏，村社田宅，悉皆焚棄”，築短牆，立界碑，撥兵防守，出界者處死。這種消極的單純封鎖，除了使人民受災而外，對鄭軍來說，不僅未能奏效，在當時條件下，反而為鄭軍增加了勞力資源和後備兵源，因遷界而失去家園的閩、浙居民附舟師來歸，煙火相接，大批逃往台灣。
鄭成功死後，鄭軍內部矛盾加劇，“人心解散，鎮營多叛”，福建清軍認為有機可乘，多主張變消極封鎖為積極進攻。例如原鄭軍投誠將領黃梧上疏說：“鄭經有偽總兵四十，斷不宜招撫。彼眾賊心未定，又未糾合完備，當應趁其慌亂猶豫之際，神速進兵剿滅之，如待其羽翼豐滿，聲勢肆張之時，則又一鄭成功矣。”（明安禮達等《題複海澄公黃梧密陳進攻廈門機宜事本》）
又如原鄭軍投誠將領施琅上疏說：“海賊情形，今非昔比，鄭成功已死，而鄭經乃一頑童，難於成事……偽官兵各懷二心，未必順從。自嚴敕邊民內遷立界以來，其與賊私通接濟者日少。……力竭窮蹙，每聞風聲，慌亂不堪……若不趁此良機而取之，致失機緣，必將貽誤謀略非淺。”（同上）
當時西南李定國部已被消滅，夔東十三家軍也正在巫山、巴東一帶被清軍圍攻，接近被殲，清廷認為有可能將戰略重點移向東南，同意黃梧、施琅等的判斷和建議，決心采用“因剿寓撫”的戰略方針，命令福建清軍“審度形勢，詳籌機宜，相機進剿”。康熙二年九月間，荷蘭遠征艦隊司令波特率戰艦十六艘，士兵二千六百餘人，侵入泉州港，清靖南王耿繼茂與福建總督李率泰等議定，竟聯合荷蘭殖民軍協同進攻鄭軍。荷蘭殖民軍企圖消滅鄭軍後再度侵占台灣，當然願意插手於我國內戰。十月二十日，清軍發起進攻，其部署是：陸路提督馬得功率鄭軍投誠部隊鄭鳴駿、楊富等部及荷艦隊一部出泉州港；水師提督施琅與黃梧率各該部出海澄港；耿繼茂所部與荷蘭艦隊主力出同安港；同時向廈門進攻。鄭經率周全斌、黃廷等部出海迎戰，兩軍在金門海上激戰一日，鄭軍船多損壞，遂放棄金、廈，退守銅山（今福建東山島）。
（二）“寓剿於撫”的方針使鄭軍瓦解
清軍攻占金、廈後，乘鄭軍士氣低落、眾心離散之際，改用“寓剿於撫”的方針，開展大規模的政治攻勢。兵部、戶部均派滿、漢郎中各一員長駐江、浙、閩、粵四省，對鄭軍進行招撫。規定武將率部投誠，按原銜、原職授官；個人單獨投誠，降四級任用，有立功表現者則隻降兩級；並規定武將可改任文官，以利於安置；士兵來歸者，願留軍中補缺給餉，願歸農者則交地方安插。當時鄭軍中不少人已看出清朝統一全國之勢已成，繼續抗清沒有出路，加以軍事上的失敗，大批鄭軍向清軍獻島投誠。
鄭軍精銳，損失殆盡。鄭經被迫放棄沿海諸島，率殘部撤回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