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決策東進，戰略正確。
鄭成功轉變戰略，收複台灣的決策，在當時並非多數人所能理解，實施的阻力很大。不僅其部屬中有人“頗有難色”，就是他的至友張煌言等也竭力反對。張煌言認為當時情況已轉化為對鄭軍有利，不應東進攻荷，而應北進攻清。甚至批評鄭成功收複台灣“生既非智，死亦非忠”，“縱偷安一時，必貽笑千古”。張煌言堅持抗清，最後被俘不屈而死，是一位很有氣節的抗清人物，值得尊敬。他急於恢複明朝統治的心情也可以理解，但他對當時形勢的分析和對鄭成功的批評，則不符合客觀實際，也不夠公平。
首先，鄭成功收複台灣，決不是違背初誌，為了偷生而逃走，仍然是抗清複明的繼續。他在澎湖時向部下的莊嚴聲明可以作證。他宣告說：“本藩矢誌恢複，念切中興。前者出師北討，恨尺土之未得；既而舳艫南還，恐孤島之難居。故冒波濤，欲辟不服之區，暫寄軍旅，養晦待時；非為貪戀海外，苟延安樂。”（《台灣外記》第158頁）
其次，根據當時的戰略形勢，鄭成功不僅無力再度北進，即欲仍以金廈為根據地也難以持久。戰爭是敵對雙方的生死鬥爭，各自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作用，力圖使局勢變得有利於己。但決定戰爭勝負的各種因素不斷消長變化，當時西南戰場上，永曆帝已逃入緬甸，李定國軍僅少數殘部處於中緬邊境一隅，已無所作為；原在川、陝、鄂交界處的夔東十三家軍，兩攻重慶均告失敗，此時也失去了主動出擊的能力。鄭軍孤軍北伐，成功的可能性就很渺茫了。至於清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不過是集權過程中的一種表現，並不影響大局，更非當時的主要矛盾。就以漳泉地區來說，因連年作戰，已十室九空，失去了戰略資源地的作用。加以鄭軍經過南京戰役，兵力、物力都損耗極大，如不東取台灣，建立新的根據地，清軍若調集兵力再度來攻，則近海的金廈二島，也難持久。
再從經濟、政治情況上看，當時與鄭成功起兵之初的紊亂情況已大不相同。戰爭性質開始變化，抗清複明的旗幟，對人民已沒有多大的號召作用。清朝統治集團接受了明朝複滅和農民軍及各地人民英勇抗清的教訓，開始改變初人關時的民族高壓政策，采取了一些緩和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和發展生產的措施，從順治元年（1644年）七月，開始根據不同情況減免部分田賦；實行召徠流亡、開墾荒田的政策；遭到戰爭嚴重破壞的社會經濟，隨著戰爭逐漸減少而慢慢恢複；廣大人民希望能安定地進行生產、生活，他們對戰爭已經厭倦。各地起義抗清的鬥爭，均已轉入低潮。
鄭成功掌握局部政權和指揮作戰已曆多年，對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形態當然有深刻的理解。他力排眾議，堅決東進的決策是正確的。何況從曆史角度、從客觀效果看，鄭成功收複台灣，保障了中國的領土完整，促進了台灣的開發和發展，使我國沿海地區免受西方殖民者的侵擾，對清初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起了積極作用，也為爾後玄燁統一台灣創造了有利條件；並為亞洲人民反殖民鬥爭取得了第一次大勝利，鼓舞了東南亞各地人民的反殖民鬥爭，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西方殖民勢力的東進，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
3.登陸作戰指導正確。
荷蘭是當時最強大的殖民國家，在武器裝備上較鄭成功的部隊占很大的優勢，又是以逸待勞、依托城堡進行防禦作戰。鄭軍能否獲得登陸作戰的勝利，對於完成整個戰略計劃有很大影響。鄭成功在戰役開始前作了充分的準備：掌握了敵情、地形，了解了風信潮汛，征集了向導，布置了內應，並以“用而示之不用”的手段寫信麻痹敵人。然後選擇有利的作戰時機，有利的進軍航路，有利的登陸地點，“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批亢搗虛”（《孫子兵法》），“違害就利”，以突然襲擊一舉登陸，並立即切斷荷軍聯係，完全掌握了戰場主動權。應當說鄭成功的戰，殳指導是相當高明的。
鄭軍登陸後迅即占領赤嵌市區和熱蘭遮市區，控製了糧食倉庫，解決了當時最迫切的軍糧問題，這對爾後的作戰，影響甚大。“用兵製勝，以糧為先”，荷軍司令考烏曾說：“國姓爺如果沒有從該地獲得如此大量糧食，其軍隊就會因饑餓而崩潰，或者不得不被迫撤退。”
4.圍城待降，失之消極。
鄭成功強攻熱蘭遮城受挫後，立即改變為圍困的決心是正確的。但也有不正確的一麵。首先是又重複了南京戰役的錯誤，“圍而不嚴，封而不死”，沒有切斷城內荷軍與海上的聯係。荷援軍八月到台時，競可毫無阻礙地給城中補充軍需、運出傷員，並聯合進行反擊。其次，在戰役上采用了單純的圍困，沒有組織積極的進攻戰鬥與之配合。如果早日實施後來荷軍投誠軍曹的建議，“充分利用圍城內普遍存在的驚慌情緒和疲弱狀態，不僅封鎖，而且要用連續的攻擊來徹底疲憊敵人，使其完全絕望”，則勝利可能來得更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