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軍既解漳州之圍，即於永曆七年（清順治十年，1653年）五月，移軍來攻海澄。清朝提督金勵安放大小炮位數百座，日夜對鄭軍堡塞轟擊，鄭軍營壘多被破壞，而成功在台上督戰，揮紅旗指揮自若。時清軍進攻之炮火甚猛，營壘木柵皆為摧毀，鄭軍乃掘壕避炮火，清兵臨塞豎梯登城，有廝養卒鄭仁持斧劈之墜，眾皆起效之，於是各舉斧操刀以待敵。清兵持梯板渡外壕，鄭軍引所埋火藥爆炸，更出兵以刀斧拒戰，清軍渡壕者非被炸即遭砍殺，屍積壕漲，餘皆舉手請降。
此一役相戰數日，清軍精銳傷亡殆盡，連夜退回漳州。成功以忠孝伯印綬給甘輝，輝不敢受，跪拜退還，但請拜廝養卒鄭仁為官。成功即拜仁為都督，軍中大悅。
（三）戰略評論
鄭芝龍有創業精神，而無忠君誌節。其子鄭成功接受母教，效忠明朝，成為完人，蓋亦得力於隆武帝之知遇，士為知己者死之義居多。方其父芝龍令其監視隆武帝，準備用隆武帝換取滿清之高官厚祿時，成功處於君臣父子不得兩全之中，能以“臣父臣叔皆懷不測，陛下宜自為計”之言，以奏告隆武帝，然後自己辭君南下招兵組軍，以為勤王複國的永遠大計，而不效翼衛隨死的愚忠，成功可謂明朝的忠臣。
清軍入閩，鄭芝龍以不抵抗行為，欲藉以保留其私產，或希冀換得有閩八府之祿位。殊不知清軍大肆淫掠，芝龍家破人亡，如非成功聞母死訊，號泣縞素以率其軍實行反攻安平，則芝龍雖妻死不得收葬。蓋滿清對不忠不義、唯私利是圖之輩，亦屬不齒。
明隆武帝自閩赴贛，在閩贛交界處為清所虜，被害於福州，鄭成功得自傳聞，以為其消息來自敵方，多是詐言，不足憑信，故舉義旗仍尊奉隆武帝正朔。後知隆武帝已殉國後，即願從兩粵人意願，擁立永明王為永曆帝。其“吾有君矣”一語，可知其心情之苦與矢誌之忠。
鄭成功以上陸作戰來訓練其陸軍，進取同安，攻打泉州等役後，方知鄭彩、鄭聯不足為緩急之恃，其叔鴻逵亦非可靠之將，於是始有統一軍令之要求。加以鄭彩、鄭聯等專橫無道，縱其將士殺害賢良，欺侮民眾，實足以動搖複明抗清的統一陣線，計奪其軍，亦事非得已。鄭成功南救廣東，鄭芝莞失守廈門，是芝莞初無守禦決心，不待戰而先自退走，致使施琅與鄭鴻逵回軍支援不及。鴻逵與施琅反攻廈門，一戰而克複之，施琅以此戰成功而驕縱，鴻逵因放走敵人而失職。鄭成功自廣東回軍廈門，檢討廈門得失之功過，殺芝莞，貶鴻逵，為嚴肅軍紀，尚無不當。惟對施琅追捕犯法之將，逼令赦免，未得免即下令追捕施琅，致逼施琅走降敵人，失去最初共同起義盟友與謀士，是乃成功抗清複明事業上最大之一失著，亦是其一生成敗之最大關鍵。
鄭成功軍圍漳浦，是為圍點打援、設伏打援的戰術運用。破清遠近的援軍，收複福建南部之地，將金、廈兩島的外圍遠向前推，從此金廈兩島的威脅解除。其所以必要攻取海澄者，亦同於此議。由於攻海澄，而得聆聽周全斌之戰略指導意見，成功此後行動，多賴有此以為方針。尤其是軍政與經濟方麵，不有此遠大眼光，絕難有所成就。
守禦海澄之戰，鄭成功登台指揮，示眾人以不怕死之決心，為共同死守而已。其將甘輝力諫之而強翼之躲避，此為將真正輔主之道，可謂有勇而知方。軍中激戰而敵人深入，由一廝養卒奮勇持斧為發起逆襲之倡，一戰殲敵，應得上賞，成功即超擢為都督，故其眾知所自勉，成功之功業得於人力者類此實多。主將不自居功，拜辭封爵而請改封部下諸將士，而旁及魯王諸將士，使眾人各知為國家戮力，賞罰出自國君，此等去私存公精神，如對施琅出走前即行之，則功業將無可限量。
鄭成功的戰略方針基本上適合客觀條件，達到了他第一階段要創建軍隊和立足海疆的目的。鄭成功起兵較晚，這時清王朝已占有中原地區和長江流域，由於農民軍和南明軍還在合力抗擊清軍，清軍主力不得不使用在西南方向，才使鄭成功得以實現他第一階段的戰略目標。
但立足海疆，兩棲作戰，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把自己局限在漳、泉、廈一隅之地，隻能在沿海地區獲得局部性戰役、戰鬥的勝利，而難以對全麵戰略形勢產生較大的影響。所以盡管多次消滅當麵清軍，但都局限於漳、泉附近地區，且所占之地，旋得旋失，不能有更大的作為。更何況經過多年的拉鋸戰爭之後，漳、泉地區人民死傷慘重，財物損失巨大，生產嚴重破壞，戰略物資日益缺乏，正如鄭成功的參軍潘庚鍾所說：“漳泉沿邊，數載爭戰，民亦苦極”，“邊地雖得，亦不足以號召天下豪傑”。
鄭成功在戰略運用上缺乏全局觀點。固本蓄銳，以謀發展，這當然是正確的，但鄭成功過分著眼於局部性的固本，隻顧自身的鞏固和發展，而忽略了關係抗清戰爭全局的戰略運用，缺乏與西南戰場李定國軍團結合作的積極性。立足海疆僅僅是鄭成功事業的起點，立足海疆本身並不能達到抗清複明的戰略目標，必須與其他抗清力量團結一致，密切配合，才有達到戰略目標的可能性。鄭成功顧戀漳廈，不敢遠出作戰，配合李定國的攻勢，是鄭成功在戰略上的重大失誤。他的戰略方針並沒有錯，錯就錯在執行上，時機來了，不夠果決。在與清作戰中，李定國就與鄭成功取得聯係，多次主動要求協同作戰，但鄭成功對於這個要求不太積極，使當時的戰略局勢頗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