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澶淵之盟
太宗已卒，子恒立是為真宗。入真宗之世，遼一連四次入侵。宋於君子館戰後，河北各軍城皆呆守挨打，不敢再有積極之行動，雖在定州駐屯大軍，主將（傅潛、王超）亦以前車可鑒，而不敢尋求決戰。因此，遼騎乘虛蹈瑕，一則深入淄齊，再則直趨河上，駸駸乎有入汴京之勢。於是宋朝廷有南遷金陵、西走蜀之議。真宗以情見勢絀之危，亦曾一再欲決計遷都。隻因寇準力持不可，乃有冒險拒敵於澶州之舉。
寇準之所以力持將宋之命運賭注於澶州者，蓋亦籌思已熟。一因宋朝君臣若倉猝南遁，不但中原淪沒，朝廷是否能安抵金陵或蜀，重建半壁江山，亦殊無把握。二因宋精銳的主力軍尚在敵後的定州，予遼主及其南下軍威脅至大。三因宋大名戰略要點屹立不動，山西及河南各路援軍可逐漸到達澶州，而鎮、瀛、滄、冀、貝等州亦皆堅守，宋戰略形勢頗有可為。若真宗赴澶州，則河北諸軍士氣益壯，大有戰勝之望；否則若朝廷南走，則士氣立即瓦解，諸軍皆潰。故寇準此項決策，雖雲賭注，實亦當時唯一救宋之策。
至於遼人，蕭太後由於年歲漸衰，久戰之後，遼人亦困，因生厭戰之心。然遼國勢較強，久戰之後而無所得固所不甘。因用蕭排押之計，欲複瀛莫故地，遂作最後大舉南征。但此役既不能擊滅定州的宋主力軍，攻瀛州又不克。乃欲乘虛直搗澶州逼汴京以逼和，而達到其目的。但又以排押戰死，孤軍深入後方堪虞，萬一前戰不利，將有覆軍的危險，因此謀和之誌益亟，此澶淵之盟所以能夠速成。
因此，此一和約既成，遂能維持宋遼處於和平狀態者凡一百一十三年。至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因金攻遼，乃有宋金聯盟以夾攻遼人之舉。
（五）結論
孫子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茲將宋遼逐一作比較如下。
宋遼二十餘年之戰爭，宋主為太宗光義、真宗恒，遼主為蕭太後聖宗隆緒。史對於光義評曰：“帝以慈儉為寶。服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卻女樂之獻，悟畋遊之非，絕遠物，抑符瑞，閔農事，考治功。講學以求多聞。不罪狂悖以勸諫士。哀矜惻怛，勤以自勵，日晏忘食。”此言其求治之勤而已。“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之。涪陵縣公之貶死，武功王之自殺，宋後之不成喪。”則亦狹隘多疑狠戾之人物。（《宋史》卷五）
真宗則“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遝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迷信神祗），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覦之誌歟。然不思修本以製敵，又效尤焉。計亦未矣。”可見君臣之愚妄。（《宋史》卷八）
史對遼蕭太後評曰：“後明達治道，聞善必從，故群臣鹹竭其忠。習知軍政，澶淵之役，親禦戎車，指麾三軍（其實二十餘年之宋遼戰爭，凡大戰役皆莫不與隆緒親臨指揮）。賞罰信明，將士用命。聖宗稱遼盛主，後教訓為多。”（《遼史》卷七十一）
“聖宗幼衝嗣位，政出慈闈。及宋人二道（三道）來攻，親禦甲胄，一舉而複燕雲，破信、彬；再舉而躪河朔，不亦偉歟……理冤獄，舉才行，察貪殘，抑奢僭。錄死事之子孫，振諸部之貧乏。責迎合不忠之罪，卻高麗女樂之歸。遼之諸帝在位長久，令名無窮，其唯聖宗乎！”（《遼史》本紀第十七）
以上兩國君主之比較，其高下賢愚判然明顯。
至於“將孰有能”，則遼之耶律休格、耶律色珍、韓德讓，皆非宋之諸將可與比擬。“天地孰得？”宋“水旱螟蝗殆遍天下”（《太宗本紀·讚》），遼卻無之。宋既無燕雲天然國防險要之地，而遼有之。“法令孰行？”“賞罰孰明？”宋有“不行太原之賞”，太宗欲北伐，諸將皆不欲之，曹彬在岐溝關之敗前，諸將囂然，矛盾百出，而彬不能製；傅潛、王超逗撓，以其晉邸舊僚，而不能伸張軍法。遼則蕭太後“群臣鹹竭其忠”。及“賞罰信明，將士用命。”“兵眾孰強？士卒孰練？”宋兵多步而少騎，後來則“民不知兵”。而遼鐵騎精銳而眾多，民皆習戰，如此，則兩國之勝負基本因素，又判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