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梁河之戰，由於渤海酋帥達蘭罕降宋，宋因知渤海遺民反遼的統治甚烈，乃於太平興國六年（981年）遣使謀與渤海遺民部落夾擊遼國。旋以此種結連與國無功，乃謀傾國之力以伐遼，並作審慎的準備。因此，實已失去因其喪而伐之的時機。蓋景宗賢卒後，蕭太後臨朝，人心未定之頃，內則“母寡子幼，族屬雄強”，外則“邊防未靖”（蕭太後當時之言），東有女真，北有阻卜，西有黨項，均乘時叛遼為亂，蕭太後英明善禦，機斷能謀，將相如韓德讓、耶律休格、耶律色珍等皆為竭誠盡力。國內既定，即一麵於燕山山脈諸險要處築城以備宋，一麵遣兵分討女真、阻卜、黨項，而一一平定之，然後集全力以戰宋。此種處理國家大政井井有條、手段明敏之行動，遂能將瀕臨動亂的國家置於岩石之安。觀光義不能乘其未安，外有女真、阻卜、黨項之亂未平時而進攻之，乃待至四年其內外大定之後而始舉兵。北宋之所以戰敗，且其後曆二十年的戰事，終於屈服於遼鐵騎之下，而結澶淵城下之盟，豈是偶然。
宋太宗策劃此次進攻，規模至大，戰場橫亙今河北山西兩省，動員傾國之力，采外線作戰的態勢，以遼之南京為總目標，大軍分為三路，以行分進合擊。其戰略指導為命曹彬所率的主力軍，在易涿方麵緩進，以吸引遼軍不能分兵進援山後五州，使田承進、潘美兩路能迅速攻達蔚州以東之線，以便合擊幽州。此種戰略指導，驟觀之似甚為卓越，但細察之實又不然。蓋田重進潘美進向山後，道途險遠，連絡困難。觀田重進已到達蔚州，而潘美之軍久不見達，遂致為各個擊破已足證之。特以曹彬之不才，又在太宗分權製度下，初則受製於諸將紛紛爭功的騷擾，繼則在大敵當前就糧於雄州的錯誤行動，故致迅速慘敗。若再就蕭太後的內線作戰戰略指導觀之，即無曹彬就糧的錯誤行動，亦難免為其各個擊破。
遼此次作戰，乃以保衛南京為總目標。遂以南京為核心，采內線作戰之態勢。其戰略指導，是以南京為核心，加強城隍工事，並集中大軍於此一地區作機動的使用。以涿州及蔚州為第一線，適時轉用兵力，求各個擊破宋軍於此二地區。在平州尚海岸則布置警戒部隊，以防宋水軍登陸威脅其側背。蕭太後在此一戰略指導行動中，初則與遼主隆緒疾馳涿州東北的駝羅口，先穩定涿州以北的防線。其東京軍到達南京時，即使之屯駐南京，並加強城隍守備的工事。及宋軍攻蔚州時，又自駝羅口還屯南京北郊，迅速增援奉聖州及蔚州以東的防線，以阻田重進的深入，而減輕其西麵所受的威脅。及曹彬軍就糧南退時，遼休格立即反攻，蕭太後與遼主亦迅速馳至涿州之東，指揮大軍猛烈攻擊，遂大破宋軍於岐溝關地區，且繼之以猛烈追擊。曹彬既敗，蕭太後與遼主迅速馳至南京，增兵擊破田重進軍於蔚州之東，然後再破潘美軍於飛狐。宋之三路大軍，遂逐次為所擊破。蕭太後此種機敏的行動，遂創下中國曆史上最具典型忌義的內線作戰。
君子館之戰，太宗不明敵情，即指授方略，命定州之軍攻岐溝關，以遏敵後；同時命霸州及高陽關之軍與瀛州軍會合，求遼軍主力以行決戰。結果，定州田重進在岐溝關行動消極，謀求自保，滄州軍李繼隆觀望不敢進；賀令圖狂妄，為敵所欺而被擒；遂使劉廷讓、李敬源、楊重進等在君子館集結之時陷入重圍，而招致全軍覆沒之厄運。經此二役之慘敗，於是自太祖匡胤以來宋禁軍的精銳損失殆盡，府庫亦從此漸竭，宋因陷於一蹶不振的境地。此皆趙光義自以為能所遭致之慘敗。孫子曰：“故君之所以患於三軍者三：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又曰：“將能而君不禦者勝。”而趙光義皆犯之。滿城之戰，劉廷翰等不遵詔旨而大勝；君子館之戰遙從中製而大敗。此役之後，光義推咎於李繼隆不赴援以塞責。其實若繼隆往，不過徒供犧牲而已，豈能有益於戰局。
反觀蕭太後知機善斷，每戰親臨指揮，故皆能適合戰機。且耶律休格於誘擒賀令圖之後，亦已看破戰機，遂一麵守險以阻鎮定望都方麵之宋軍，然後集中兵力圍攻君子館之敵，又絕河橋而杜宋軍脫逃的歸路。凡此可知其既看破戰機，乃有此一圍殲之結果。
趙光義經此二役慘敗之餘，遂不敢再言戰，且戒邊將不得妄生邊事，反於滹沱河加築第二防線。旋女真高麗相繼請伐遼，亦不欲與遼再開隙而婉卻之。當初用兵於北漢時，遼遣使問“何名伐漢”光義率直答之曰：“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又岐溝關戰前三年（太平興國八年）即高梁河戰後三年，光義聞遼於近塞築城，猶傲然曰：“此為自全之計耳！”又曰：“幽州四麵平川，無險固可恃，難於控扼。異時收複燕薊，當於古北口諸隘據其要害，不過三五處，屯兵設堡寨，自絕南牧矣。”觀其前倨後怯如此，亦可知光義狹隘的胸襟。又當其初即位巡視內藏庫見財帛山積時，曰：“如此財帛用何能盡！”以評其兄匡胤憂府庫不實為杞憂。至此，精兵既盡，府庫將竭，而始戒懼，何其短淺之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