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軍隊有對內維持社會安定和對外保衛領土主權兩種職能。北宋建軍的重點放在對內，即嚴防武人叛亂和鎮壓農民起義的作用上，而忽視了對外守土禦敵的職能。趙光義就直截了當地說過：“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奸邪共濟為內患深可懼也。”（《宋史·宋綬傳》）因而實行一套“強幹弱枝”、“守內虛外”的軍事製度。這一製度結束了中唐以來武將割據的局麵，不僅兩宋沒有出現分裂割據，以後幾朝雖有統治階級的內部叛亂，但都未能形成分裂割據局麵。這一製度對強化封建中央集權，無疑起了重大的作用。但由於執行者過於死板，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抗擊外部入侵的力量。加上北宋采取募兵製，造成多養兵而戰鬥力日弱的結果。兵源主要來自農兵和失業流民，特別在災荒之年，大量招募饑民當兵，造成冗兵冗費。據《宋史·兵誌》載：宋太祖開寶年間（968—976）士兵總數為378000人；太宗至道年間（995—997）為666000人；真宗天禧年間（1017—1021）為912000人；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為1259000人。可見軍隊數量的增長是驚人的。據梅堯臣《田家語》一詩記載，北宋和西夏作戰時，陝西路每家出一丁，惟留跛的盲的，“跛盲不能耕，死亡在遲速”，結果是國家收的“六分財，兵占其五”（陳襄《古靈先生集》卷八）。這對社會經濟生產起了極大的破壞作用。北宋“積貧、積弱”以致亡國，軍事製度的“矯枉過激”且不能根據時事的發展而變化，也是其重要原因。
三、宋遼二十餘年諸戰役之得失
（一）高梁河戰役
趙光義欲乘滅北漢的聲威以收複燕雲故地，重建中國北方國防，恢複中國領導四夷之地位。此誠正確的戰略構想，而無可非議者。太平興國四年六月十二日由鎮州北進，十九日抵金台屯，二十日至遼南易州，遼之州城即降，二十一日遂圍涿州，而遼守軍亦望風而降，二十三日已馳至遼南京之城南。計其行軍路程，每日約行百餘裏。此種風馳電掣的行動，其目的顯然實行戰略奇襲，謀出遼人之不意，一舉襲取幽州，而達成此次作戰的目的。此舉頗收頃刻之效，幾逼使遼之燕京不能守。且觀此次作戰計劃，又顯然欲取得幽州之後，即揮軍指向古北口及野狐關諸要塞，將遼人南出西出之路予以封鎖，如此則遼後五州不攻而得，燕雲十六州即告克複。此正孫子所謂“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的戰略原理之運用。
然而宋軍出師攻北漢，曆時二月餘，而頓兵於太原堅城下，又達二旬，兵疲糧匱，已達極點，幸北漢大臣元老馬峰勸劉繼元降，太原始克。宋兵於太平興國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自太原赴鎮州，二十九日到達，計其行程，上下太行山艱難的山路，每日約行百餘裏。在鎮州休息十二日，即轉兵北上。且諸軍所想望的太原之賞不行，則其時宋軍之心力俱疲的情狀可知。光義驅此心力皆疲之眾，頓兵於幽州堅城之下，而遭受內外夾攻，此正如李左車論韓信井陘全勝後的狀況，其敗固不待計籌而後知。且宋軍圍攻幽州城時，不知奪取得勝口險要以控製戰場的形勢，而坐視耶律色珍據之以待援，此亦足以顯示宋上下的無能。高梁河平川四達，豈是阻援之地勢？觀唐太宗之圍洛陽，而急馳虎牢以阻竇建德，則知趙光義此次“圍點打援”之失。
宋軍此次北征，大軍僅循一路而進，而無他路軍以配合之。且無戰略預備隊的控製。此種有正無奇之用兵，乃為最拙劣者。孫子曰：“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又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胡林翼亦曾雲：“有正無奇，遇險而覆；有奇無正，勢極即阻。”此正可為宋軍慘敗原因的說明。且觀此次作戰，顯無戰略預備隊的控製，故其作戰軍一潰而不可收拾。趙匡義親為大軍統帥，競無預備隊的控製，卒至一敗而棄軍逃遁，使戰勢無可挽救，此簡直軍事之外行者。然而彼以後在各戰役中，猶屢以陣圖授諸將，以指導戰鬥，寧不可笑！而其諸將之無人才，亦由此可知。
宋軍此次戰敗，幸遼大將耶律休格身負重傷，不能實行戰場外遠程追擊，否則，趙光義能否逃脫，宋諸軍能否潰而複集，尚未可知。
至於遼軍方麵，韓德讓、耶律休格、耶律色珍、耶律學古乃皆一時之選。燕城危而複安，德讓、學古是賴。遼軍轉敗為勝，休格、色珍之功。尤以休格之智勇，自趙光義而至於諸將，無出其右者。孫子曰：“將者，國之輔也。”遼有休格，故與宋曆年的戰爭，常能握主動而致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