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又一次在岐溝關敗於契丹，主要原因是準備不足和情況不明。趙光義在高梁河失敗後，並沒有把對付契丹、修德備戰放在重要日程上，卻是亟謀修補失去的“明君賢主”形象，非常失策地促成黨項羌族李繼遷的叛離，導致了宋夏戰爭；此外還不必要地對交州用兵，消耗國力，削弱了對契丹的作戰準備。在這種情況下，趙光義對契丹的情況卻作出了錯誤的判斷。這時契丹蕭太後攝政，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麵都處在複興向上時期，對外作戰也取得很好戰績，北服女真、東懾高麗，兵強馬盛，其勢益強。趙光義閉耳塞聽，沒有深入調查研究敵情，就一廂情願地作出有機可乘的判斷，不聽李至諫阻，甚至不和宰相計議，就輕率用兵。在戰略指導上，趙光義爭取外線優勢，三路分兵合擊幽州，要求東路主力“持重緩行”，吸住遼軍主力，待西路攻占山後，再三路合攻幽州的戰略意圖是可取的，但缺乏實現這一意圖的具體措施。宋軍居於戰略外線，對戰略目標幽州作向心合擊，就必須規定各路軍在分進時期避免遭受敵人各個擊破的控製線，規定在沒有形成合擊態勢之前，各路軍不得單獨越過此線，以免招致被各個擊破的危險。但趙光義在給東路軍的行動指導上隻說“持重緩行”，而沒有明確必須在中路西路到達一定地線後，東路軍才能進出的地線。比如讓曹彬這路戰略展開於雄州、霸州之線，以一部佯攻幽州，牽製和疲敝敵人，等到西中路解決山後方麵後轉鋒東向，進出到利害轉換的一定地線後，東路軍主力再北進合圍幽州，先殲其有生力量，進扼長城各要隘，阻止契丹援軍南下，然後攻取幽州城，這樣取得勝利是可期的，至少不致於東路軍被各個擊破而全局皆輸。再說曹彬由於冒進缺糧而退回雄州時，也改善了東路軍突出易遭各個擊破的態勢，並未違背整個戰略意圖，它可以吸引契丹軍南下，為中西兩路進攻創造有利條件；若契丹轉用兵力向西，可再向幽州前出，威脅幽州，伺機奪取。可惜趙光義隻知強敵當前，不應撤退，不知某些失誤如能因勢利導，往往也可以造成敵人的錯覺，同樣貫徹其原定的方針。而曹彬也沒有很好理解趙光義“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待中西兩路會合東出“以全師破敵”指示，反而受諸將慫恿，再次過早裹糧北進，不顧沿途遭到阻擊，以疲兵二進涿州。當聽到契丹主力來了，又不敢就地抵抗，慌忙再撤。宋軍這支十多萬人的主力，就這樣被拖垮了。曹軍以步兵為主，在敵騎兵集團驟至的情況下，倉猝進行敵前退卻，也是遭到慘敗的重要原因。宋此次擊遼，從戰略計劃上看也存在重大缺陷。收複幽雲不僅是這兩個地區的問題，宋軍不可避免地還必須與契丹主力交鋒，進而摧毀契丹的主力，然後才能進據長城險隘，保住幽雲。這就必須用較長時間認真作好充分的戰爭準備：儲足糧食和備具軍用物資；訓練一支強大的紀律嚴明而將士協和多能善戰的軍隊，特別是強大的騎兵部隊和強大的戰略預備隊，以滿足對付契丹騎兵和連續作戰的需要。例如西漢時代的匈奴，比北宋初期的契丹強大得多，漢武帝所以能戰勝匈奴，使“漠南無王庭”，就是靠充分作好戰爭準備，積蓄了充足的戰備物資，特別是訓練了強大的騎兵。趙光義不借鑒前人成功的經驗，又不采謀臣有益的建議，昧於彼我情勢去指導戰爭，安得不敗。
契丹這次獲得勝利的主因：一是戰略方針正確，居內線態勢的幽州，趁宋各路軍合擊之勢形成之前，集中力量各個擊破其一路，選定受威脅最大的宋軍主力東路軍為主要對象，在平坦開闊戰場上發揮騎兵的優勢，以己之長、擊敵所短。二是戰役指導符合整個戰略方針的要求，耶律休格在援兵未到前，采取削弱和疲敝敵軍的手段，斷其糧道，使宋東路軍陷於行動困難的苦境，贏得了調集戰機，對慌亂撤退的宋東路軍放膽追擊，取得追擊戰的重大勝利。
六、遼第四次南侵——君子館之戰
宋太宗雍熙三年、遼策宗統和四年（986）七月，岐溝關之戰方告結束，九月即準備大舉南征。詔諸京鎮諸細務權停理問，專治甲兵，支援作戰。十一月十二日遂下詔以於越耶律休格為先鋒都統，自南京方麵對宋發動攻勢。十一月二十一日，遼主與蕭太後在南京出發至於狹底堝（今北平城西南十裏處）營地中。至是月二十八日，猝然發動攻擊，而分東西兩路南侵，西路向滿城望都（皆今縣），東路向瀛州（今河北河間縣），山西方麵亦發動牽製攻勢，攻代州。
遼西路軍楮特部節度使盧補古、都監耶律盼，先攻泰州（今河北滿城，遼置為泰州軍）以西，與宋軍接戰，盧補古臨陣逃遁，敗績。契丹主奪盧補古告身，布其臨陣脫逃罪於全軍，於是契丹各軍肅然。
同年十一月，宋軍知契丹大舉入侵，乃各嚴以為備。定州都部署田重進於十二月初四日即率軍北行，直奔岐溝關而襲擊之，初五日一舉突破該關，殺守城兵千餘。再派出輕騎四出探察敵蹤跡，方知契丹大軍皆屯駐固安、瓦橋（今雄縣）、保州（今清苑）、益津關一帶，似將企圖選定有利目標，以集中攻取。重進乃斂兵守城，並通報各軍，各集結兵力準備大戰。瀛州都部署劉廷讓一麵自瀛州西進，與之會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