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戲言，說是近百年的中國，一切麻煩皆來自翻譯的不準確，諸如民主、專政、主義、傾向、部長、總統、主席等，都翻得不對，我聽了目瞪口呆。不過我知道，中國讀書人，包括筆者本人在內，都是讀原文書的人少，望文生義地對譯文進行發揮為自己所用的人多。同時當今世界國人特別是那些新出爐的博士們又都喜用洋專家、洋名詞的中文翻譯，特別是港台版的翻譯作依據，以壯聲威，能不……能不吃麻花乎？
不止一位朋友談論起哈維爾與昆德拉的優劣對比。我不懂對這兩位捷克人士怎麼個比法。昆德拉主要是一個小說家。他對政治生活並不那樣投入、那樣執著，也許他少了一些政治勇氣與激情，卻多了一些清醒、超脫、疏離。他的選擇有所失也有所得。哈氏雖說是劇作家，他的戲劇藝術卻沒有多少中國人知道，這對於一個藝術家來說絕非光榮。人們議論他是因為他從階下囚到總統頗有些吃罷苦中苦、而今人上人的色彩，是大“成功者”。這當然也是一種選擇，同樣也是有得亦有失的。我們用不著讚歎人家的成事，正如用不著以中國的政治標準去衡量批判他反對了蘇聯東歐式的“社會主義”；同樣也不必以莎士比亞等為尺度去嘲笑哈維爾並非國際戲劇大師。對於一個劇作家來說，當了總統卻沒留下好劇本也許是一種悲哀；對於政治家來說，成了大事至少是他個人的能耐質素加運氣。不是戲劇大師就不是戲劇大師，當了總統也找不來大師的地位、貢獻與感覺。這也正像昆德拉，沒當總統，也沒得上諾貝爾獎；雖然沒得諾貝爾獎但也在世界上，特別是在中國大大地紅火了一陣子，以至於kitsch變成了媚俗，也成了熱門詞。一位比我年輕得多的女作家告訴我：“其實昆德拉的小說最取巧啦。”我覺得她講得著實有理。
用一種人做尺度來量一切人，不能認為是一種很開放的價值觀念。
近有大談毛文體者。這個文體是不是注定了要犯“左”的毛病呢？
我傾向於認為文體是一個中性的概念。除了毛的文體以外，學沈（從文先生）的文體的人也不止一個，並不都是學得好的。學魯迅文體的人也不少，有魯迅尖刻的不少，但有魯迅深刻的不多，很不多，而膚淺的尖刻是不足取的。學孫犁、學馬爾克斯、學普魯斯特、學杜拉斯的文體的人也不少，成事的也有限。順便說一句，王小波等那麼樣地推崇杜拉斯，而王小波絕非“媚俗”輩，但我在法國聽一些文化人講，他們那裏對杜的評價是不怎麼高的——這裏又出了“猴吃麻花”的故事了嗎？
毛文體恐怕不是一個價值標準。至於把某某人說成是由於擺脫了毛文體的影響而了不起的，恐怕也是隔靴搔癢；何況如果這位朋友是參與過著名樣板戲的創作的話，樹之為反毛文體的典範，客觀上不免成了那個啦。
（選自《守住中國人的底線》/王蒙 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