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記述曆史人物著作時，經常會用到兩個詞語：“纂修”和“著有”，它們之間的具體含義是有區別的，不可不注意。各種地方誌一般係多人參與編纂之作品，署名者是牽頭人，大約相當於現在的“編委會主任”或“主編”，這類作品可以列入主編者著述書目，但主持編著的性質不可變成“著有”。李繼聖條，稱“著有……《萬年縣誌》等”，《萬年縣誌》實為李繼聖修，劉文表纂，將之直接歸屬為李繼聖“著有”不夠恰當。盧世昌條，稱“著有《絅齋詩集》、《豐縣誌》等”，龍汝霖條，稱“著有《高平縣誌》、《堅白齋集》等”，這兩個詞條將兩種書籍同時定性為“著有”，是不嚴謹的；兩部縣誌都屬於前有先賢藍本，時有同仁幫忙而成，應為“纂修”而非“著有”，而如伍讓條，記為“主修《衡州府誌》，著有《鏡湘館集》”，這種顯示了不同性質的表述是恰當的。
細節決定成敗。賀懋椿條，稱“後改江北知州”，據縣誌應為“署江北廳同知”，“同知”與“知州”二官稱不可互換；有清一代，四川江北為“廳”而非“州”，廳的行政長官為同知。李隆萼條，稱“曆任清鎮、南安、印江知縣”，縣誌稱：“署安南，通誌誤南安。”且曰：“時苗酋稔亂陷縣城。”查清代安南縣係今貴州晴隆縣，亦有南安縣，但地處福建，李隆萼所任各縣皆屬貴州，且“苗酋稔亂”故與福建（福建極少苗人）無關，可證詞條中的“南安”應為“安南”。洪榮圻條，稱“見都督焦達峰、陳作新被殺”，實際上焦為都督，陳為副都督，為準確計，也應明確。
（二）
古人的姓名大多有名、字、號，表現在各種古籍中，相互之間稱呼或自稱，又根據場合、對象等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選擇。即便不是書香門第，即便全家基本文盲，這方麵也都不會含糊，長輩往往要請有文化的親戚或教書先生之類把子侄晚輩的名、字、號弄齊全，而名人辭典中的人物，就更不用說了，其複雜性、多樣性是需要注意的。
在該辭典中，姓名、字號的缺失、錯漏是個“重災區”。先說其中一個特殊部分，即諡號的缺失。古人於朝廷有大功者，往往死後會得到皇帝賜予諡號，而諡號又往往成為其行世的稱呼，如曾文正、左文襄、胡文忠等，所以，這類人物的條目內應以記錄諡號為宜。不是說皇帝“賜予諡號”者都有資格列條目，但入了條目的人物若曾經有過官方諡號且確有影響，自然應當記錄在案。一個不一定恰當的比喻是，官方諡號類於後來的國家級榮譽稱號，不論今人對該“獎”的評價是高是低，實錄之都是公平、客觀的選擇，何況這些諡號由於被普遍使用，實有助於讀者的閱讀辨認。
劉典條，內容中不列劉典諡號“果敏”。如果我們不知道曾國藩諡“文正”、左宗棠諡“文襄”，我們也將不知道《曾文正公全集》、《左文襄公全集》的作者就是曾國藩、左宗棠，那麼不知道劉典諡“果敏”，也將很難猜出《劉果敏公全集》的作者就是劉典。同類情況如劉長佑條，不記“諡武慎”，不列《劉武慎公遺書》。曾國荃條，不記“贈太子太傅，諡忠襄”，不列《曾忠襄遺集》。李續賓條，不記“追贈總督，諡忠武”，不列《李忠武公遺書》。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論列凡十七人，李續賓赫然在列，詞條不記其著作，如何說得過去？何孟春條，不記諡號“文簡”，而《四庫全書》收錄其《何文簡疏議》。儲玫躬條，不記諡號“忠壯”，而《中興將帥別傳》有“儲忠壯公玫躬傳”。羅澤南條，不記諡號“忠節”，世存《羅忠節公遺集》。鄧紹良條，不記“贈太子少保，諡忠武”，世存《鄧忠武公榮哀錄》。彭玉麟條，隻記“卒後清廷贈太子太保”而不記“諡剛直”，則所列“撰有《彭剛直公奏稿》”失去信息照應。劉錦堂條，不記“諡襄勤”，有《劉襄勤公奏稿》存世。瞿鴻禨條，亦應記錄其死後廢帝溥儀追諡“文慎”，有《瞿文慎公文稿》一卷存世。與此同時，劉坤一條記“諡忠誠”；黎培敬條記“諡文肅”；張百熙條記“諡文達”。則同類人物記述標準之未能統一可見一斑。
當然，朝廷“予諡”不一定都要詳細記錄，關鍵要看該諡號的影響和使用情況，如蕭啟江條不記“贈巡撫，諡壯果”，陳大富條不記“諡威肅”，楊玉科條不記“贈太子少保，諡武湣”，由於這些諡號在後世影響甚微且少見提及，不作記錄或也說得過去。
古人的姓名比現代人要複雜很多，他們除了名之外，還有與名相表裏的字，一些人在名、字之外還有別號，而且名、字、號還可能不止一個，給人們的辨認帶來了不小的麻煩。當有人說曾伯涵老謀深算、譚壯飛年少英雄時，如果你感到有點茫然，那就是因為你不知道曾國藩字伯涵，譚嗣同號壯飛。從這個角度說，古人，尤其是進入了辭典的名人，其字其號並不是可有可無的，所以準確的記錄也是必要的。該辭典在人物字號方麵的問題舉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