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辭典中的文史知識
文化·風風雨雨的故事
作者：童誌剛
曆史人物辭典中的詞條，其實就是今人為古人所編寫的一個履曆小傳，往往要涉及到與傳主相關的方方麵麵，從姓名、籍貫、生卒到經曆、事跡、著述，無不要求盡可能地準確完備，而史實和常識，是其中的兩個關鍵點。由於這些人物在曆史上產生過或大或小的影響，其名號和事跡經常被提及和引用，並且辭典的性質決定了它必然受到讀者的依賴和信任，所以避免相關史實或常識的錯訛、含混是非常重要的。翻閱《湖南古今人物辭典》，抱著“於不疑處有疑”的態度，除了“勘校之一”已經討論過的“編寫標準”問題，發現該辭典在“文史知識”等方麵也存在不少問題，且具有代表性，值得商榷。本文就其中出現的史實和常識以及人物名稱字號的錯漏部分，舉例作些勘校，既以求教，亦供著者、編者及讀者參考。
（一）
關於史實的真偽。對曆史人物的記述和評價，必須建立在史實真實、準確的基礎上。
引據史料要細心。廖樹蘅條，1、稱其“主管水口山礦務，任事八年，贏利六百萬”。此說與史實不符。據《寧鄉縣誌》：“樹蘅已在礦八年。癸卯……其子基植繼開水口，又八年，前後贏利計為銀五六百萬。”所以，實情為其父子陸續主持礦務總計十六年，合計贏利五六百萬，不可時間減半，亦不可僅歸於廖樹蘅一人名下。2、稱“三十三年捐主事，分部加四品銜”。或有誤。據同上，此前樹蘅已拒絕參加經濟特科試，且“入省綜礦政”，沒有理由再出錢去“捐”個六品銜的主事；實情應為，鑒於廖氏對地方經濟的巨大貢獻，湖南兩任巡撫先後向朝廷“奏請優敘”，“而部議僅以主事分部”，而使巡撫“深以未能薦達為恨”。“優敘”、“薦達”之辭可證，其主事之職非捐納所得。
剪裁史料要得體。餘肇康條，本條應係根據袁思亮所撰《長沙餘堯瞿先生行狀》（載《湖南文獻彙編》第一輯第二輯）寫成，但在簡寫過程中造成錯漏，稱“因襄辦皇族大婚典禮，升武昌知府，遷漢陽。在任修荊州萬城堤”。1、餘所“襄辦”者，並非普通皇族婚禮，而是當朝皇帝光緒的婚禮，此節沒有理由含糊。2、餘因此而得到的獎賞實際是“勞晉二級，以知府分湖北補用”，之後是“署荊州府”再“補漢陽，權知武昌”，“在任修荊州萬城堤”說方可成立，“署荊州府”與“在任修荊州萬城堤”為時空因果性聯係，否則以“武昌知府，遷漢陽”而“在任修荊州萬城堤”，形成時間錯位、越界管理，難免會讓人無從理解。
考證史實要準確。楊褫條，稱其為“明成化十九年（1483）鄉試第一”，據《湖南通誌》記載，楊褫實為明弘治五年（1492）鄉試解元，而明成化十九年的鄉試第一名是湖北江夏人林貴。周采條，稱“明嘉靖八年（1529）進士”，據縣誌“周采傳”及“縣紀年”皆記周采為“嘉靖十一年（1532）壬辰科進士”，亦可征之《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周采名列是科三甲第197名。餘廷燦條，稱“常與戴震、紀昀相切磋”。據楊樹達所撰《存吾文集四卷》介紹（見《湖南文獻彙編》）考證，其“與戴震相切磋”雲雲“與事實不合”，係“傳聞誤記”，已有考證結果和結論，理應采納。童兆蓉條，稱“光緒三年（1877）署延榆綏道”，其任職時間有誤，縣誌雲：“（光緒）三年丁醜題補興安府檄署榆林府……六年庚辰署延榆綏道。”亦可證之《清史稿》之“童兆蓉傳”。
敘述史實要完整。魏瀚條，漏記原名，且籠統稱“後舉鄉試”，據《湖南通誌》，傳主原名或榜名“魏焯”，為嘉慶五年（1800）恩科舉人。袁名曜條，袁名曜與弟子合作嶽麓書院著名對聯“惟楚有才，於斯為盛”，參編《湖南通誌》，主纂《寧鄉縣誌》等重要事跡，不可不提。該辭典中影響到詞條完成性的各種漏記非常多，從生卒年份到表字、別號、諡號到代表作品到人物關係，屬可考而漏記者，不下百例，小文篇幅有限，難以一一例舉。
關於常識的正誤。校對，從來就不僅僅是文字辨認的問題，與內容相關的常識的核對，同樣重要。
避免望文生義。黃本驥條記雲：“收集秦漢以後金石文字數百種及古琴、刀、布等甚多，名其居曰‘三長物齋’。”這裏，刀與布不能分開，“刀布”即古代錢幣——黃本驥自解“三長物”即“秦漢以來金石文字”、“舊琴”、“周秦刀布”——況且收集“布”這種難以長久保存的東西也很難想像；“秦漢以後”亦應為“秦漢以來”，否則，拒絕收集秦漢時期的“三長物”也會讓人難以理解。傅紹岩條，稱其“捐貲為知縣”，此節縣誌傳內未見，而記其因上書陳事得巡撫欣賞，“保知縣，需次江蘇，納貲晉知府”。《湘雅摭殘》中則稱其“納資官湖北道員”。或可證“捐知縣”不確。
核查時代背景。陳嘉言條，稱其“出任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知府十餘年，後調京任監察禦史”，此節問題較多：1、進入明朝已不設江州府，故清代人物陳嘉言不可能出任江州知府。2、陳出任知府近十年的地方是福建漳州府，其詩《離任福建漳州知府》自稱“蒞位九州越十年，愧無德政慰先賢”，又作《辛亥冬自漳州棄印還湘舟泊昭潭》，皆可證明陳做的漳州知府而非江州知府。3、陳在翰林院散館後曾出任京畿道、江南道監察禦史，時間在就任知府之前，“後調京任”實有此節，但那已是棄印漳州知府的民國年間，也不是“任監察禦史”，而是國會議員；以常識而言，知府為四品，監察禦史僅為五品，如無處分而降級調任，可能性也是沒有的。
注意詞語差異。易祓條，稱“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進士”。據縣誌及《湘人著述表》等，易祓實為“淳熙十二年乙巳太學釋褐殿試第一”，而“太學釋褐殿試”有別於後來的進士殿試，所以易祓並非傳統意義上的“進士”，此間差別應注明。李興邦條，稱“是年正月複命，輔討交趾……”“交趾”作為生僻地名，當注（越南古稱“交趾”）。陶汝礪條，稱“明萬曆四十年貢生”，據縣誌，陶為是年“歲貢”；周聖楷條，記“貢生”，據《湘潭縣誌》實為“拔貢”；周世教條，記“嘉慶三年貢生”，應具體為“歲貢”。明清兩朝，“貢生”名目繁多，若非不可考者，理應標注具體，雖然都是“貢生”，但一縣之內歲貢年年有，拔貢則十二年出一個，兩者在名聲、地位以及待遇方麵都是大不相同的。鄧廷鬆條，稱“以廩生援例知德慶州。”“援例”的說法過於含混，考慮到當代讀者的知識背景，應具體為“援例捐知州”，清代廩生非捐納不能直接成為知州——《寧鄉縣誌》“鄧枝麟傳”記其父鄧廷鬆“廩生，久困鄉試，援例捐知州，發廣東知德慶州”，林上洪著《清代科舉人物師承研究》中亦明確指出：“在各個層次的科舉人物中，生員是沒有做官資格的。”——故“捐”字不可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