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北京地名修改內情
文化·風風雨雨的故事
作者：陳徒手
一
從現存的檔案來看，1965年已經開始顯露修改地名的苗頭。其中最為矚目的一件是，曾長期潛藏在國民黨軍隊的中共秘密黨員、率部起義將領張克俠時任林業部副部長，他具名向中央建議更改北京市以張自忠、佟麟閣、趙登禹三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名稱。張克俠與張、佟、趙曾有西北軍同僚之誼。中央內務部接信後，召開部辦公會議研究，以1951年12月19日政務院“不應以人名作為街道名稱”的指示為由，同意張克俠的意見。1965年2月10日內務部發函致國務院周榮鑫秘書長並轉呈周總理，指出上海市已將此類街道名稱改掉，北京、天津市仍保留未改，擬請總理考慮批示北京市和河北省人民委員會予以更改。
周榮鑫2月22日將此報告批轉給北京市常務副市長萬裏閱處，萬裏25日轉給副市長吳晗：“吳晗同誌，此意見我同意，請酌定。”吳晗即在28日此公文上批道：“同意更名，請規劃局提出意見，報人委決定。”市城市規劃管理局接報後，與相關部門研究確定，將三條路均恢複原名或委婉改名，“張自忠路”恢複原名“鐵獅子胡同”或與“地安門東大街”合並，“佟麟閣路”恢複原名“南溝沿大街”或因緊挨民族文化宮擬改為“民族大街”，“趙登禹路”恢複原名“北溝沿大街”或因南段有政協禮堂擬改為“團結大街”。此份報告還是謹慎地提醒到，“這三條街名是解放前已有的名稱，據了解是國民黨西北軍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時陣亡的三名軍官的名字，改名後是否對統一戰線的部分人士有影響，我們考慮不好，報請審查批示。”
報告送上後，市規劃局還去信詢問市人委主管文教事務的副秘書長李續剛，李答複說：“暫不複，現還沒定下來。”市委宣傳部部長李琪表態說：“先不改。”此事在文革前是不了了之，各單位借故拖延，沒有下文。涉及統戰問題，高層領導下決心前難免有些含糊。
但是1966年8月文革火熱展開之際，新市委和市委機關群眾組織馬上向中央彙報：“據初步查證，張自忠、趙登禹、佟麟閣等人均非抗日英雄。”一夜之間，“張自忠路”改名為“工農兵東大街”，“趙登禹路”改為“中華路”，“佟麟閣路”改為“四新路”。直到1972年初整頓街道名稱，又借機降低了相應的革命色彩，恢複原本的地理特征，“張自忠路”不用“工農兵東大街”之名，並入“地安門東大街”。主事者又嫌“趙登禹路”之後的“中華路”路小名大，擬改為“白塔寺東街”，而由“佟麟閣路”變身為政治色彩濃鬱的“四新路”，這回就直接改為“民族宮南街”。
二
1964年起，北京市花費一年多時間，曾經進行過全市範圍的街道名稱整頓活動。對四個城區的三千五百九十條街巷逐一考評，整合後四城區街道名稱留有二千九百九十四條，對帶有封建迷信、庸俗及重名的街道更改了約百分之四十，意在清除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的毒害，修改了諸如思王庵、纏腳灣、狗房廟、八王墳等名稱，並登報公布，立柱樹牌，彙集整理成冊。
即使在那樣嚴酷的形勢之下，市委對街道名稱的變換還是持慎重的態度。李琪在1965年2月30日一次會議上表示：“舊東西適當保留，有好處……忠孝之類的名稱我們也用，孝順父母，忠於人民。丞相胡同可以不改。”他還明確認為：“紅旗、躍進、人民、東風、火炬、向陽等空洞的抽象的政治口號、政治名稱不要用，革命的節日、革命的事跡也不要用在街巷名稱上，用不好倒麻煩。”
李琪等領導的適時表態一時降低了修改地名的熱情，但是更換地名的請求還是經常發生。譬如1965年6月市整頓門牌工作組劉生鑫向市道路命名領導小組組長吳晗、副組長李續剛彙報，建議把“石駙馬大街”名稱改一改，但吳、李以“石駙馬大街是紀念三一八學生運動的地方”為理由，不同意更改，也不讓提交市人委行政會議討論。提意見者憤怒地指責說：“我們北京作為現代馬列主義的中心、偉大社會主義祖國的首都，為什麼要給他們這些寄生蟲立碑？這難道是政治掛帥的思想表現嗎？不是，分明是對抗。”他們建議把石駙馬大街改成“三一八大街”或“黎明街”，甚至取鄰近的“鮑家街”諧音，更改為“報佳街”。
對於此次整頓地名的效果，成立於1966年6月的新市委評價極低，認為是“敷衍了事”：“前市委修正主義者，懾於社會主義革命深入發展的形勢，曾於1965年采用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手法，對城區街巷名稱進行了一次換湯不換藥的‘整頓’。雖然在廣大群眾的輿論下也改了一部分名稱，但很多並未脫離原來基礎，仍將原來的名稱體係保留下來。”
對地名的政治挑剔，對吳晗等市領導不作為的不滿，已經是北京主事機構內部醞釀已久的一種情緒，到了文革爆發之時已是按捺不住。1966年6月1日市整頓街巷工作組李如琴、張祖恩、程惠蘭、常宣琦寫信給市人委辦公廳，揭發了李琪、吳晗的罪狀，信中寫道：“千萬不要讓封建迷信的東西繼續阻擋我們人民前進，繼續影響下一代，千萬不要花了這麼多經費，動員那麼多人力物力，整頓了街巷名，仍然是為封建反動的殘餘勢力服務。”
三
1966年6、7月間，新市委執掌大權後，北京市文革運動洶湧奔流，新起的學校紅衛兵組織、單位造反組織都不約而同地要求改革不適合時代潮流的已有地名。市人委在1966年9月14日致國務院、市委的請示報告中，回溯了當時的狂熱氛圍：
隨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發展，首都的紅衛兵和廣大革命群眾，在破四舊立四新的革命風暴中，對北京的街巷名稱提出了許多革命倡議和意見，要求把一些帶有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色彩的街巷名稱，改為具有革命意義的名稱，使首都的街巷名稱充分反映出社會主義時代的精神麵貌。
報告中稱，在討論街道名稱的活動中，紅衛兵和廣大革命群眾認為城區四個區是首都的心髒，應該“紅滿城”，擬將西城區改為“紅旗區”，東城區改為“紅日區”，宣武區改為“紅衛區”，崇文區改為“紅光區”。海澱區大專學校最多，是文革的起源地，改為“文革區”。豐台區是二七大罷工策源地長辛店所在地，改為“二七革命區”，石景山辦事處改為“井岡山辦事處”。唯獨沒有改動的是最符合時代精神的“朝陽區”，這是五十年代剛剛起名的東部新建工業區，這也意味著除朝陽區之外的所有城區名稱都要麵臨變動。現在坊間流傳，當時要把北京市改為“東方紅市”，但從現有開放的檔案中尚未發現此議。
涉及城區二十三條主要街道名稱的改動，市人委宣稱已有了全盤的考慮，報告中不斷重申是“經過紅衛兵、工農兵和革命群眾的廣泛討論”，從城區的方位一一對應了中國革命曆史的關鍵詞語。將橫貫首都中心的東西長安街、建國門與複興門內外大街擬統一命名為“東方紅大道”，以體現新中國首都的政治地位；東方紅大道的東邊道路擬定為“長征路”，西邊道路因軍隊大院居多而叫“解放軍路”；沿東方紅大道的兩側道路，將依中共黨史中做出特別貢獻的地方來命名，如瑞金、遵義、延安等，報告強調將以此“構成為一條革命曆史的紅線”。最為宏大的提法是，要把前門至南苑的道路命名為“共產主義大道”，市人委做了如此高昂的闡述：“顯示廣大工農兵群眾和紅色革命接班人，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沿著共產主義大道奮勇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