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中附有圖示，清晰標明環繞中南海的一些主要街道的擬定名，如鼓樓至景山北牆為“總路線路”，府右街為“韶山路”，西什庫大街為“集體化路”，景山東街為“代代紅路”，西四至新街口為“紅旗路”，東四至雍和宮為“紅日路”，珠市口至馬連道為“紅衛路”，王府井大街為“人民路”等。圖例中還留有幾條線路空白，表示“尚在征求意見之中”，如“大躍進路”（地安門東大街）、“人民公社路”（地安門西大街）、“必勝路”（西交民巷）、“大慶路”（東環南路）等。
這個送達國務院的報告隻是集中關注了中心街區的變動內容，全市更大麵積的地名整頓情況並沒有得以及時呈報。更為混亂的修改地名的趨勢還在延續，狂熱之中的領導機構和紅衛兵組織對路名修訂之事投入極深，市委一再強調“要進一步充分依靠和發動群眾做好命名工作”，竭盡全力要“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紅”。事件達到高潮時，市人委會於1966年9月23日正式上報國務院，轉告紅衛兵和來訪的革命群眾的兩條緊急建議，一是請毛主席給“東方紅大道”和“共產主義大道”兩條新命名的大街題字，要求能在國慶節以前把毛主席題字的路名牌製作安裝；二是請國務院迅速批示北京市9月14日報送的“第一批主要街道命名方案”，以便在國慶節前安裝一批新命名的路名牌。
從事後來看，毛澤東並未答應題寫路名牌，而且國務院也沒有徹底同意北京市第一批命名方案的全部內容，像西城、東城、宣武等區名還是照常保留下來。
四
據1974年11月14日《關於整頓城近郊區街道名稱的材料》透露，文革初期紅衛兵把北京412條街道胡同改了名，占全市街道、胡同總數的8.6%。對這樣的舉動，市人委部分領導還是多少有些擔心，新市委處理之時也有幾分躊躇。
1966年6、7月，在紅衛兵的參與下，主事機構一邊批判前市委的不作為，一邊加快整頓路名工作的進程。李續剛對此頗感憂慮，認為辦事過於倉促反而會使工作難於圓滿，他於7月2日致信新市委牛連壁、萬裏：“這項工作很複雜，北京的庵、觀、寺、院、舊官署、古人命名的街道很多，劃清又更改是一件好事。但是工作量很大，擬出這麼多街道的新名頗不易，需要開很多會，征求很多人的意見，還要有個強有力的班子。原來辦公室的人（主要是公安局交通處的人）也不完全勝任。我的意見，這件工作時間關係不大，是否：（一）尚未進行的製定路牌的工作先停下來（免得需要再改時造成浪費）；（二）等待運動高潮過去工作一切就緒後，騰出手來再搞。”新市委相關負責人牛連壁同意此意見，他在信上批閱道：“暫時停下來，待以後有力量時再搞。”
但是，修改地名的氣勢已經無法阻擋，李續剛自己覺得近期擬出成千上百個新地名“頗不易”，事實恰恰與此相反，各城區紛紛上報修改材料，爭搶熱門的紅色用語做地名，以至於重複的名稱大量出現。市人委1966年12月7日稱，截止11月7日止，各區共上報街巷名稱一千一百零七個，經過平衡，發現各區相互重複的有四百一十七個，占總數的三分之一。市委甚至為此提出，各區要本著互諒互讓的精神協商處理。市人委在當年年底致國務院的一份工作報告中也透露，由於有不少街巷地名，群眾已經自動命名，重複甚多，目前正在忙於統一平衡。
最受人們推崇的街巷名稱應是具備紅色、東方、蓬勃、群眾等特征的革命性詞語，各城區爭先恐後地申請標注，根本不考慮曆史緣由、地理方位信息及群眾習慣，誰先搶注誰就占先。下列這些街道名稱都是文革初期政治風雲的快速產物，由政府部門先後批準發布，可以涵蓋北京全城新地名的種類和特點：“育紅路”（景山東街）、“四季紅路”（大羊房路）、“宇宙紅路”（百萬莊大街）、“紅光路”（珠市口東大街）、“東紅路”（酒仙橋路）、“紅電路”（廣寧路）、“普紅胡同”（西老胡同）、“永革路”（台基廠大街）、“永進路”（黃寺大街）、“霞光街”（東黃城根北街）、“光明路”（夕照寺街）、“向東路”（車公莊大街）、“讚東街”（東馬尾帽胡同）、“曙光路”（天壇路）、“誌遠路”（北窪村路）、“炬輝路”（北蜂窩路）、“智勇路”（晉元莊路）、“秋收起義路”（馬家堡路）、“大寨路”（東環北路）等等。
最為省事的辦法是以一個革命化的新名稱替換一大片胡同名，譬如東城區決定從東單二條到前炒麵胡同，按順序改名為瑞金路頭條至三十條；從大甜水井胡同到菜廠胡同、錫拉胡同、東廠胡同，列為人民路一至九條；從交道口南頭條開始，相隔分司廳、謝家、車輦店、靈光等胡同，一律改為大躍進路頭條至十五條；從南鑼鼓巷、福祥胡同、蓑衣胡同到帽兒胡同、黑芝麻胡同，一連串最具老北京風味的胡同名統一變更為輝煌街頭條至八條；西銀絲胡同到緞庫、飛龍橋、燈籠庫、文書巷、騎河樓、草垛胡同，這麼多充滿古意的胡同名依次消失，排序為葵花向陽路頭條至二十四條。
東城、崇文等城區主事人員的改名方式頗具代表性，沒有顧及任何胡同定名的原則性科學性，更不講究新舊名稱的銜接關係，出手大膽，大都率性隨意，把文革的政治常用語基本用盡。如把南下窪子胡同改“學毛著胡同”，前肖家胡同改“歌頌黨胡同”，豆角胡同改“紅到底胡同”，安樂堂胡同改“紅浪胡同”，官房大院改“紅思想大院”，豆腐池胡同改“朝紅胡同”，八寶樓胡同改“滅資胡同”，黃家店胡同改“興無胡同”，東羊管胡同改“防修胡同”，納福胡同改“鼓舞胡同”，轎子胡同改“愛群胡同”，辛寺胡同改“喜報胡同”，等等。
五
在各區上報的方案中，也有一些靠諧音取名，如魏公村路改為“為公路”，算是當時取名較有巧勁的一例。三裏河路緊挨釣魚台國賓館，借地名之利取“革命友誼路”，一時為高層叫好。有的則是反其意用之，如藏經館胡同就逆向改為“反封建胡同”。
1966年9月市人委辦公會議逐一審查新地名方案，對“一片紅”新地名大致認可，就是稍覺得群眾提名的“葵花向陽路”（南池子北池子大街）、“紅心向黨路”（南長街北長街）名稱較長，可簡稱為“向陽路”“向黨路”。在這份報告的草稿頁上，從外地調京的幾位新任市委領導逐個劃圈同意，劉建勳寫道：“提不出意見。”高揚文的批語中含有一些疑慮：“基本同意，有的路太長，將來會帶來不方便（尋找住戶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