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事涉‘五·一六’”，也不是理由，外交部關於幹校的回憶就直逼慘無人道的“五·一六”大洗劫。
我想起《幹校六記》那篇著名的序言：
楊絳寫完《幹校六記》，把稿子給我看了一遍。我覺得她漏寫了一篇，篇名不妨暫定為《運動記愧》。
學部在幹校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搞運動，清查“五·一六分子”。幹校兩年多的生活是在這個批判鬥爭的氣氛中度過的；按照農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運動的節奏一會子加緊，一會子放鬆，但仿佛間歇症，疾病始終纏住身體。“記勞”，“記閑”，記這，記那，都不過是這個大背景的小點綴，大故事的小穿插。
現在事過境遷，也可以說水落石出。在這次運動裏，如同在曆次運動裏，少不了有三類人。假如要寫回憶的話，當時在運動裏受冤枉、挨批鬥的同誌們也許會來一篇《記屈》或《記憤》。至於一般群眾呢，回憶時大約都得寫《記愧》：或者慚愧自己是糊塗蟲，沒看清“假案”、“錯案”，一味隨著大夥兒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慚愧自己是懦怯鬼，覺得這裏麵有冤屈，卻沒有膽氣出頭抗議，至多隻敢對運動不很積極參加。也有一種人，他們明知道這是一團亂蓬蓬的葛藤賬，但依然充當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蘆案”。按道理說，這類人最應當“記愧”。不過，他們很可能既不記憶在心，也無愧作於心。他們的忘記也許正由於他們感到慚愧，也許更由於他們不覺慚愧。慚愧常使人健忘，虧心和丟臉的事總是不願記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記憶的篩眼裏走漏得一幹二淨。慚愧也使人畏縮、遲疑，耽誤了急劇的生存競爭；內疚抱愧的人會一時退卻以至於一輩子落伍。所以，慚愧是該被淘汰而不是該被培養的感情；古來經典上相傳的“七情”裏就沒有列上它。在日益緊張的近代社會生活裏，這種心理狀態看來不但無用，而且是很不利的，不感覺到它也罷，落得個身心輕鬆愉快。
《浮生六記》——一部我不很喜歡的書——事實上隻存四記，《幹校六記》理論上該有七記。在收藏家、古董販和專家學者通力合作的今天，發現大小作家們並未寫過的未刊稿已成為文學研究裏發展特快的新行業了。誰知道有沒有那麼一天，這兩部書缺掉的篇章會被陸續發現，補足填滿，稍微減少了人世間的缺陷。
錢鍾書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要是說楊絳的反黨是“大學級”的，那麼，錢鍾書的反黨就是“研究院級”的了。
我也想到任老極其沉痛的感歎。早在1996年，可敬的任繼愈，對研究“向陽湖文化”的李城外說，那是個知識分子最不值錢的時代。文化人不受尊重，但他們最可愛、最可貴，返城後彌補失去的光陰，他們代表著中國文化的精英。兩年後，任老又寫信給李城外說：“寄來《向陽情結》、《向陽湖文化人采風》兩書收到，多謝！後來人如寫文化大革命史‘儒林傳’，這是一批極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此種野史的真實性或為正史所不及。如果不是你們的推動，這些內容的史料將自然無形地湮滅，豈不可惜？”
2009年最後的一天，《周末》第二十三版發表“五七幹校問題研究家”陳遼有感於賀歲片《三槍拍案驚奇》的“夠爛”而寫的《閻綱在“五·七”幹校的拍案驚奇》，其實就是中國作家協會和所有的“五·七”幹校的拍案驚奇。
剛進入2010年，陳遼評介《中國作家在幹校》時用了這樣一個標題：“終於有了真正的幹校文學”。
2010年6月，中央電視台一頻道《記憶》欄目導演齊葳女士，就當年文化部湖北鹹寧“向陽湖五·七幹校”的精神遺產問題對我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原總編陳早春進行采訪，《中國作家協會在幹校》一書裏作家們的照片和回憶成了她十分珍貴的資料。
《中國作家協會在幹校》暗地裏放行，它在經曆過幹校生活的人們及其親屬中互相傳看，讀者像滾球越來越多。某日，出版社的那位“負責人”遇見我，連說：“書收到了，這本書好，應該出！絕對應該出！”就這麼一個瞬間，我改變了他那回留給我的出版商的不良印象。
難忘的1966！難忘的“五·一六”、“九·一三”和“團泊窪的秋天”！
啊，都付笑談中。
（選自《文彙讀書周報》2014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