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指導下的中國文壇，曆來就是政治鬥爭敏感的神經和製勝的突破口，因此，中國作家協會十年“文革”中長達六年之久的幹校生活，構成“文革”時期的一個縮略的人生，何況四十五位作者多角度地記述了各自痛切的感受，對當年生活的細部和心靈的深處都有新的開掘。總之，不論眾作者從什麼角度去感受、去評價“五·七道路”，都是那個時期真確不刊的證言，是重修“中國作家協會發展史”和“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第一手資料。
患難中有同情，勞碌中有幫護，私語中有義憤，沉默中有腹誹，悲苦中有歡愉，麵對萬物競榮的大自然呼天搶地時，也有過依稀忘我的賞心悅目。編稿過程中，我們怦然心動，淚水模糊了眼睛。
為編這部書，大家累壞了，我自己付出的精力（從約稿、催稿、改稿、多次校稿到各方聯係出版社）比編自己的書付出的要多很多，終於完成了，自感欣慰。
書編成後，沒錢出版。作家協會的事，作家協會應該管，記述作家協會在幹校的書由作家出版社出名正言順。一次會上，我向作協黨組副書記王巨才提及此事，他極表讚成，正聊間，恰好作家出版社的負責人來，王巨才請他玉成此事，負責人很痛快，笑著說：“可以嘛，最少得拿三萬塊。”王說：“你們就知道賺錢，賺到幹校受苦的老作家頭上了！”負責人說：“那你黨組撥款。”“你們賺那麼多錢，做點好事吧。”“既然王書記說話了，減一萬，兩萬吧！閻綱你看？”我笑了笑，王巨才沒有笑。
又過幾年，黨內進行“先進性教育”，作協黨組請來離退休幹部給黨組提意見，會上，召明、李昌榮、林紹綱等老同誌提出作協理所當然地出版《中國作家協會在幹校》，這是老作家們的精神遺產啊，是中國作家協會的活檔案啊！眾聲諤諤，感動了主持會的黨組書記金炳華，當場指示作家出版社把書稿接下來。
老同誌們把這一好消息告訴我（早在1986年我就離開了作家協會），我卻十二分地憂慮，不相信作家出版社能夠做出這樣的犧牲，但難友們一再動員“不妨試試”，同我合編此書的謝永旺，也勸我盡量爭取，我便聯係出版社的責任編輯張玉太，重新整理散亂的電子版，把一堆堆亂碼一個個改正過來，又多方征集幹校的照片，那個麻煩勁啊一言難盡！終於出校樣了，我們三位編者反複校對，一年後，書出版。我們幾十位老同誌感謝作家出版社，感謝作協黨組。一個雙休日，我們集中到一起，打包送往作者和作協各部門。傳來的消息卻是“事涉幹校，而且有‘五·一六’，暫停發行！”書成六年了，好容易出版，又壓了下來。我不明白，人民文學出版社能出版發行《向陽情結》《向陽湖文化人采風》，作家出版社為什麼不能出版發行《在幹校》？
可是，《中國作家協會在幹校》在地下流傳著，網上的反應一直是感傷的、正麵的，網民們慶幸“文化大革命”徹底被否定，人們對書後附錄的《幹校人員名單》中的死亡者特別敏感。後來，我發現書店裏公開出售，我真的給弄糊塗了。
鄧小平、黨中央三十多年前就做出決定：“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集中營式的“五·七幹校”噤若寒蟬卻提都不許提，作協黨組書記的黨性到底哪去了？
錢鍾書說：記這，記那，
怎麼不記“五·一六假案”寫《記愧》？
楊絳寫成《幹校六記》，大陸不敢出，拿到香港，1981年5月出版，胡喬木發現了，批了十六個字的讚語：“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纏綿悱惻，句句真話。”同年7月，北京出版了。《幹校六記》售書後，據楊絳回憶，丁玲說《班主任》是小學級的反共，《人到中年》是中學級，《幹校六記》是大學級。《幹校六記》隻許“在櫃台底下賣”。1986年北京出版了第二版，香港亦已再版。曆史不可侮，《幹校六記》不脛而走，自由流傳，風行一時，誰敢擋！
《中國作家協會在幹校》出版半年後的2007年7月，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了唐筱菊主編的《在“五·七幹校”的日子》，書中收入蕭克、張中行、於光遠、龔育之、王蒙、舒蕪、鄔吉成、新鳳霞等回憶五·七幹校政治運動真相的文章，張穎寫了《外交部“五·七幹校”散記》。書中還引用了《中國作家協會在幹校》中的一段原話，讚賞我寫幹校時所把握的基調：“怨也向陽、念也向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