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與批判》裏的海上學人
文化·風風雨雨的故事
作者：虞雲國
1973年9月中旬，滬上書店與郵局開始發賣新創刊的《學習與批判》（以下簡稱《批判》）。雖然版權頁上注明編輯部設在複旦大學內，但其實際組稿與編輯卻出自當時上海市委寫作組。創刊號《致讀者》說，這是“一份哲學社會科學的綜合性雜誌”，似乎旨在區別當時同為上寫作組操控的文學性雜誌《朝霞》與自然科學類的《自然辯證法雜誌》。這份月刊，出到1976年第10期，隨著毛澤東去世而戛然終止。
盡管《批判》略具綜合性文科雜誌的外相，卻決非學術性雜誌，而是別有用心的政治刊物，記得當時圈子裏還有過“小《紅旗》”的自詡（《紅旗》是當時的黨刊，即今《求是》的前身）。不僅其創刊踏準了偉大領袖關於“批林批孔”的戰略步點，在其後三年裏，無論評論《水滸》運動還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都有過出彩的表現。
作為特殊年代政治鬥爭綁架輿論宣傳與社會科學的實例，《批判》對研究前三十年中“文革”十年的政治曆史、學術文化、新聞出版與知識分子，都是不可或缺的典型個案。時至今日，其創刊內幕究竟如何，命題定稿怎樣運作，作者隊伍如何羅致，雜誌的執掌人物與主要作者在“文革”結束後有何遭際，在學術研究層麵上都還不甚了然。倘有研究者結合對親曆者的采訪與相關檔案的調閱，申報哲社課題，倒真能填補空白的。
雜誌許多文章都以化名登場，例如羅思鼎、石一歌、康立、石侖、翟青、任犢，但也頗有文章署以真名實姓，其中不乏當時與現今的海上學人。這些學人大體可分三種類型：一是當時已經卓然名家，二是當年已在學界但未享大名，三是其時尚未跨入學界而如今卻已聲名卓著。當然，第一、二類間有時難劃定明確界限，隻能以年齡段略作區分而已。
筆者當年無書可讀，繼創刊號後，大多購讀過。去年從存書中檢出，索性在孔夫子網上補齊所缺各期。今年恰是這份雜誌創刊四十年，試就海上學人與這份雜誌的因緣瓜葛，僅限文本，略作鉤沉。囿於時間精力，未暇采訪調查，難保史實有郢書燕說，學者或同名異人，亟盼親曆者賜正，更祈涉及者諒宥。
一
屬於第一代的海上學人有劉大傑、郭紹虞、王運熙、顧易生、顧廷龍、譚其驤、陳旭麓、穀超豪等。作為學習體會，數學家穀超豪那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我煥發出革命青春》（1976年1期），顯然奉命配合當時“教育戰線的大辯論”，不擬深論，其他學人之作頗值得一說。
劉大傑在《批判》上有四篇文章，依次是《讀〈紅與黑〉》（1975年1期）、《唐代社會與文學的發展》（1975年8期）、《李白的階級地位與詩歌藝術》（1975年11期）與《韓愈與古文運動》（1976年4期）。就刊出篇數言，雖不算最多，在第一代名家中卻拔得頭籌。
劉大傑以治中國文學史著稱，首發的卻是外國文學書評，但他早年頗有關於歐洲文學史的論著行世，對此也就毋須怪訝。而強調《紅與黑》複辟與反複辟的時代背景，也許才是這篇作品論的微言大義。其他三篇都是他1976年8月新版《中國文學發展史》第二冊相關章節的先期發表。這部文學史自有特色，而以1962年版最得好評。據說，毛澤東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曾召見過劉大傑，“與他談了四個鍾頭，主要就討論文學史問題，對他的《中國文學發展史》裏引述分析許多作家作品這一點，大加肯定”。“文革”爆發後，欽定保護的複旦四教授裏就有劉大傑。他也得以奉旨改書，在1973年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新版《中國文學發展史》第一冊，榮膺彼時少有的恩典。由於毛澤東的青睞，批儒評法運動起來，江青“又要他以儒法鬥爭這條線為綱，來重新修改《中國文學發展史》”（見吳中傑《海上學人漫記》）。
據劉氏關門弟子林東海回憶，劉大傑其時“已完成一個修改稿”，全書“隻是在某些問題上著以‘儒法’色彩，並沒以此為綱”，他還將修改稿打印呈送毛澤東。1975年1月4日毛澤東告訴江青，“已印兩部文學史，暇時可以一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十三冊419頁），一部就是這份修改稿的大字本。江青應該就在其後下懿旨的，還特賜他一部大字本。劉大傑回滬後，喜形於色地將賜書事張揚告人。應該與周一良同樣，他認為江青“是主席的代言人”，“批林批孔也好，評法批儒也好，都是毛主席的部署”（《畢竟是書生》73頁），便欣然從命。第一冊修訂本出在批儒評法前，盡管評孔子與《論語》已較前一版大相徑庭，但尚未謬之千裏。但1976年版的第二冊就完全以儒法鬥爭為綱，而“武則天時期的文學”一節最是點睛之筆。
1975年8月3日劉大傑致信毛澤東，認為“韓愈以道統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嚴加批判，但細讀他的文章，發現其思想確有矛盾之處。如讚揚管仲、商鞅之功業等，都與儒家思想不合，而傾向於法家；他的散文技巧，語法合符規範，文字通暢流利，為柳宗元、劉禹錫所推許。對這些如果全盤加以否定，似非所宜”。次年2月12日，毛澤東覆信道：“我同意你對韓愈的意見，一分為二為宜。”（《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十三冊522頁）據揭載《韓愈與古文運動》的刊期推斷，《批判》應是配合這份禦批的。
“文革”一結束，劉大傑自然難逃諂媚江青的詬病，那部“文革”版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也成為再批判的活靶子。批判者看不到大字本，依據的隻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改寫本，他“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一年後便黯然謝世，甚至沒機會向公眾說一聲“畢竟是書生”式的自辯。
在《批判》上，郭紹虞刊出了《從漢代的儒法之爭談到王充的法家思想》（1973年4期）。他當時也在修改代表作《中國文學批評史》，他沒有劉大傑蒙“旗手”垂青的幸運，卻也是那種力圖跟上形勢的老輩學者。文章開頭就表態：“我讀了楊榮國同誌在《紅旗》和《人民日報》上先後發表的幾篇文章，非常同意他的意見，所以我在修改《文學批評史》講到王充文論時，就準備特別加一章以說明王充思想的來源。”《論衡》在《隋書·經籍誌》與《四庫總目提要》都歸入雜家，駁雜地涉及法家言論，自不足怪。但郭紹虞的結論卻強調：“王充《論衡》恰恰充分地突出地表現了法家精神與法家思想”，緊跟色彩相當濃重。
郭紹虞的跟風似乎由來有自。據《海上學人漫記》：
大躍進年代，他根據當時流行的“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鬥爭”的理論修改他的批評史，出了《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冊，這個修改本不能令人滿意，宋以後的部分就沒有再修改下去；文化大革命後期，他又根據儒法鬥爭的理論來修改他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當然更加困難重重，終於沒有能夠出版，“四人幫”就被打倒了。
去世前一年，郭紹虞自編三卷本文集，有題記說：“現將我的寫作彙編成集，區為三類：一為古典文學論集；二為語言文字論集；三為雜著（凡不能列入上述二類之零星詩文都納其中）。三類或按寫作年代，或按內容編次。其已見各種專著之中者，均刪棄不列入。”但三卷《郭紹虞文集》都“刪棄”了這篇文章。
王運熙、顧易生與李慶甲在創刊號上合署刊登了《試論屈原的尊法反儒思想》，顧易生、王運熙還有聯名的《讀洪皓〈江梅引〉》（1976年5期）。前文說屈原尊法反儒，自是趨時之作。關於後文，據葛劍雄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1975年5月，“因為北京大學寫作組對《江梅引》（南宋洪皓所作詞）的注釋提出了意見，姚文元交給上海征求意見，由王運熙與顧易生負責，要他（指譚其驤）發表意見。”姚文元交辦的任務，應是毛澤東晚年讀大字注釋本的需要。當時，文化部還抽調京昆名角、歌唱家與民樂演奏家，為其錄製配樂演唱的古詩詞，篇目應是毛澤東圈定的，其中就有《江梅引·憶江梅》（參見《毛澤東思想研究》1997年1期，胡長明《配樂古詩詞與毛澤東的暮年生活》）。另據劉修明回憶，應毛澤東閱讀之需，他與王守稼、吳乾兌以及複旦文史兩係專家參加了大字本注釋工作，接受的任務有“洪皓的《江梅引》（1975年3月21日布置）、薑夔的《梅花引》（1975年4月11日布置），就是毛澤東尋求精神寄托的產物”（《當代中國史研究》1994年2期，《從印製“大字本”古籍看毛澤東晚年的思想和心態》）。
《讀洪皓〈江梅引〉》主旨說，“《江梅引》從對梅的憶念、訪問到愛慕、歌頌，以豐富多彩的畫筆，描繪了精美而寬廣的梅花圖卷，反映了南宋時期愛國和投降兩條路線的鬥爭。”其皮裏陽秋也許在於強調“愛國和投降兩條路線的鬥爭”，但其論述詞的時代背景卻未見改鑄曆史，即在今天，仍不失為站得住腳的文章。然而，他倆的總結性文集《王運熙文集》與《顧易生文史論集》都未將此文收入。顧易生晚年致友人信說：“自‘混入’複旦，長期在集體研究中混日子，亦有失有得。上麵交的任務，風雲變來變去，統稿改稿方麵固然消耗了不少氣力，做了許多無益之事。”（見《海上學人漫記》）這些“無益之事”或許也包括他在《批判》上的文章吧？
作為“文革”前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批判》上的文章是與弟子沈津聯署的，題為《關於新發現的〈京本忠義傳〉殘頁》（1975年12期）。沈津後在《學林往事》追憶其緣起：“1975年夏，我在一包明刻殘頁中偶然發現《京本忠義傳》殘頁，僅存第十卷第十七頁的下半頁、第三十六頁的下半頁，並各殘存前半頁的後三行。次日，我即持殘頁請顧老、潘景鄭先生審定，他們都認為此雖為殘頁，但不可小看，或許是《水滸》的一種早期刻本。後來顧老和我合作寫了一篇《關於新發現的〈京本忠義傳〉殘頁》的文章。”當時全民評《水滸》正轟轟烈烈，短文結語也有一段關於“《水滸》宣揚投降主義”的套話。2002年出版的《顧廷龍文集》收入這篇文章時，刪去了與批《水滸》相關的卒章。這部文集以沈津始輯其師論著為基礎編成的，其時他也已成為飲譽中美的目錄版本學家。當年這段蛇足，不知出自顧老，還是沈津，抑或竟是編輯部的手筆。
中國近代史大家陳旭麓當時也在上海市委寫作組，《批判》上有他的兩篇文章。《“九州生氣恃風雷”》（1975年2期）是《龔自珍全集》重印前言，議論酣暢，文采飛揚，是筆者當年讀後的第一印象。文章也有時代的烙印，但總體思路應是作者思索所得。惟其如此，他在1982年有個改寫稿，刪去了幾處強調龔自珍反法尊儒傾向的文句，幾乎保留了基本結構與原有行文，改題《論龔自珍思想》，收入自編論文集《近代史思辨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他的另一篇《是拆廟還是補天——李贄與〈水滸〉及其他》（1976年2期），討論李贄評《水滸》的思想傾向，文章發在全民評《水滸》的高潮中，難免有瓜田李下之嫌。其弟子編《陳旭麓文集》時，收錄了前文而殳落了後文，應是經過斟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