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與陳寅恪二題
人物·真名士自風流
作者：宋希於
康生最早談及陳寅恪是在什麼時候？
幾年前，我曾注意到拍賣會上出現的一批康生信劄，當時擇要寫進了《也談康生同文化人的交往》一文（載《南方都市報》2012年4月27日）。康生在早年寫給趙萬裏的一封信裏提到了陳寅恪的名字，這封信說：
趙萬裏先生：
多日未見，聞大小忽雷已購到，未知傳奇鈔本亦購得否？茲有數事請教：
王靜安先生遺書久購未得，今書店送來一部，大概是三六年版本，印得還好，索價一百二十萬。此書是否不易找到，價目是否貴些？
記得似乎有一刊物說：陳寅恪先生對會真記之研究，曾著有專文。不知此文載於何書？
近得一楊升庵評黃嘉惠校董西廂舊鈔本，想找一黃嘉惠原刊本校對一下。不知何處存有此本？以上數事，如知盼告！
有暇時請來一敘，此頌
文祺！
回示可寄北京醫七號樓
康生
十月十九日
當時我對這封信的分析重點主要放在康生與趙萬裏的交往上，對信劄的時間也有所推測。最近看到幾則材料，發現當初的推測不盡恰當，故先在此作一修正，且作補充。
信中所提及的大小忽雷，是兩件著名的古代樂器。這兩件樂器在清末為貴池劉世珩所藏。劉世珩曾事先由江陰繆荃孫處得到《小忽雷傳奇》的鈔本，校訂刻印，編入《暖紅室彙刻傳奇》刻印出版。後來機緣巧合，他竟先後得到了小忽雷和大忽雷原器，喜不自勝是可想的。劉世珩去世後，大小忽雷曆經輾轉為劉晦之得到，1950年代又轉歸故宮博物院。但入藏故宮經過和具體時間，以前我不甚了了，最近查到兩段記載才大致搞清楚：
其一是查阜西的文章《張廉訪贗作古樂器之自白》，作者在文末注明此文寫於1953年8月6日，而文中有這麼一句話：
鄭振鐸君前日為言劉氏大小忽雷及九霄環佩與鳴玉二琴已價歸國有，葉遐庵得餘轉告而大喜稱慶。（見黃旭東、伊鴻書、程源敏、查克承編：《查阜西琴學文萃》，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頁）
其二是吳曉鈴所編選的《〈西諦題跋〉選》中，所錄鄭振鐸在清宣統三年（1911）石印本劉世珩輯《雙忽雷本事》卷首的題跋：
1953年8月24日，大小忽雷自滬至，欣喜無已！翌日，啟書篋，檢得雙忽雷本事一冊。當年購此時，初未期得睹雙忽雷也。今此二器歸於公藏，人人均得而見矣。（吳曉鈴：見《吳曉鈴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頁）
可見大小忽雷入藏故宮博物院確是1953年的事情。而“價歸國有”的提法，也可證明此二器確是文物部門“購到”的，與康生的說法相符。康生標明“回示可寄北京醫七號樓”，信寫於1955年底他出院之前是沒有疑問的。信中所提到的“索價一百二十萬”，顯然是指在1955年上半年陸續退出流通的第一套人民幣。再加上康生人在北京，消息靈通，根據“聞大小忽雷已購到”的話將該信的書寫日期定在1953年的10月19日，應當更合適。信裏提到的“傳奇鈔本”當指劉世珩舊藏的《小忽雷傳奇》鈔本，此鈔本似未與雙忽雷同時入藏故宮，不過，這也能表明康生對於劉世珩當年收得大小忽雷的故事是熟稔的。
這裏有幾點很有意思：
其一，陳寅恪對於雙忽雷的故事也是熟悉的。他1964年曾有詩《題小忽雷傳奇舊刊本》，可惜僻處南國消息閉塞，仍以為小忽雷“檀槽天壤無消息”。他所題的這本《小忽雷傳奇》舊刊本，或許也正是劉世珩當年根據鈔本所刻出來的那個本子呢。“黨內文化人”與專心學問的學者關心的問題竟如此相似，很有潛在的“共同話題”。
其二，這可能是康生最早談到陳寅恪的史料。看得出康生是因為研究戲曲而“旁及”陳寅恪著述的，因為信裏康生向趙萬裏請教的三件事，都或多或少地圍繞著《西廂記》的研究展開。此時康生提到陳寅恪時態度良好，稱之為“陳寅恪先生”，雖然可能是對著收信人趙萬裏而不得不作恭敬語。附帶一提，信中所求的陳寅恪關於《會真記》的研究專文，應是指載於《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8年出版）上的《讀鶯鶯傳》，今為《元白詩箋證稿》附錄。
這信寄出幾年之後，康生出院開始工作了。那時候他又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寫過一封信，漫談關於古典文學作品的出版工作問題，信後來被刊登在1958年6月23日的《光明日報》上。信裏，這位“把校勘小說戲曲作為工作之餘的遊戲，疲勞之後的休息”（信裏康生自己的話）的業餘研究者確實表達了一些學術觀點，比如《董西廂》各本之間沒有什麼版本差別，不必作繁瑣校勘，《王西廂》在文字上有許多笑話等等。但話說著說著便顯出了教訓的口吻：
在我看來，要真正研究董、王兩西廂，不將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教授文人以及他們所捧為權威的王國維等人的各種謬論徹底打破，不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就不可能知道何為精華、何為糟粕，因而也就不可能研究好的。
他“久購未得”的王國維著作，原來竟是買來“供批判用”的。隻可惜，我們不能知道康生究竟是否讀過陳寅恪的《讀鶯鶯傳》，更不能知道他寫這封信時，是否把陳寅恪也算在“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教授文人”行列裏了。不過，我們從這時的信裏已能領教到康生以政治傲慢學術的不屑態度了。
陳寅恪著作的命運與中朝關係
關於陳寅恪和康生，最膾炙人口的故事來自於學者陸鍵東的著作《陳寅恪的最後20年》。故事大致是這樣的：康生1962年在廣州想見陳寅恪一麵，校長辦公室便試著與陳宅聯係，這才知道陳寅恪病了，正在臥床休息。辦公室人員試圖說服陳家人動員陳寅恪接待一下，沒有成功。康生吃了閉門羹，因此“懷恨在心”，後來他便挾私報複，一手否決了《論再生緣》的出版。
陸著中說，康生否定《論再生緣》的兩條理由，一是《再生緣》這部彈詞小說有些地方寫到“征東”，陳寅恪稱讚《再生緣》，就會影響我國與朝鮮的關係。二是《論再生緣》書中所附的幾首陳寅恪的舊體詩情調很不健康，是作者不滿現實、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