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讓人跌眼鏡的是，《批判》上也有譚其驤的文章。這篇《碣石考》後收入作者審定的《長水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87年），並在文末鄭重括注“原載《學習與批判》，1976年第2期”，坦然表明其經得起曆史的考驗。據當年刊發此文的當事者回憶：
70年代初，我一直要譚先生給《學習與批判》寫點文章，他一直拖著，到1975年他給了我一篇《碣石考》，寫這篇文章的直接起因是1974年第二期《地理知識》上刊登了《滄海桑田話碣石》一文，論證了古代的碣石山確已淪亡入海。實際上譚先生要回答的是毛主席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詞中寫的“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的碣石山，究竟是不是在北戴河一帶。他用大量事實證明秦皇、漢武、魏武所登臨的碣石山就是現今河北昌黎北偏西十裏那座碣石山。……他送給我這篇文章，我看了知道他的用意，看我有沒有膽量發這一篇考證文章。我想了一下，毛澤東是一個詩人，他是從文學的視角去意會曹操《觀滄海》那首詩的意境，當然不會去具體考證碣石山的位置究竟在哪裏，他隻能根據成說，如果說毛澤東同誌在碣石山地點的論證上有誤，也無損於他。所以我決定照發無誤，但不張揚，太張揚了怕引起其他的猜測，那就不好辦了。（朱永嘉《在求真中求是》，載《譚其驤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對照《長水集》和《批判》兩個文本的唯一不同，僅將“偉大領袖毛主席”改為“毛主席”，其他一字未改。一篇學術文章，曆經乾坤翻覆，仍能基本不改毫無赧色地編入自己的文集，特殊時期的海上學人，也許唯有譚其驤庶幾近之。
二
在《批判》上發文的第二代學人，有徐緝熙、戴厚英、劉修明、餘子道、吳乾兌、楊立強、金衝及、黃霖等。就刊發篇數看，徐緝熙有五篇之多，餘子道二篇，其他諸人各僅一篇。
徐緝熙的文章中，點評當年滬上新詩的《讀詩漫評》（1975年12期），隻是應景之文，可以存而不論。毛澤東晚年再次號召讀《紅樓夢》，強調它是政治小說。徐緝熙的《論〈紅樓夢〉》（1973年2期）、《魯迅是怎樣讀〈紅樓夢〉的》（1974年6期），應是配合這一號召而作。後文開篇就說“《紅樓夢》是一部政治小說”，奉旨行文的痕跡一目了然。他的《漫談看一點文學史》（1975年8期）說：“毛主席一再號召我們要關心上層建築，要能文能武，提倡讀一點曆史，讀一點小說”，兼之上年歲末毛澤東“已印兩部文學史”，讀一點文學史已成時髦。徐緝熙的文章自然是這一背景下的遵命之作，其論《水滸》說：這“是一部反映農民起義的長篇小說。盡管由於作者的階級立場的限製，小說的思想傾向是隻反貪官，不反皇帝，以至頌揚宋江的投降主義路線，但這部小說仍有助於我們認識封建時代農民起義的長處、弱點及其失敗的曆史教訓”。文章寫作與刊登時尚未獲悉毛澤東有關於《水滸》評論的談話，批判的調門還沒高八度，總評與但書那幾句話還不致太離譜。但毛澤東的談話當月就以中央文件下發，次月4日《人民日報》刊發社論《開展對〈水滸〉的評論》。於是，《批判》9月號登出《青年工人談〈水滸〉》的座談會發言時，特加一段《編者附言》，引用徐文上述論斷後指出：“最近我們學習了毛主席的指示和魯迅論《水滸》後，認識到這個觀點是錯誤的。文章的作者在提高認識以後，對自己原來的觀點進行了自我批評，並積極投入了戰鬥。”徐緝熙如何“自我批評”的，已不得其詳，但時隔一月，《批判》就發表他的《歌頌什麼，反對什麼？》（1975年10期），副題是“評《水滸》的投降主義本質”，似乎旨在表明他的“自我批評”與“積極投入了戰鬥”。但這篇急就章頗有敷衍成文之感，遠不及其評《紅》之文暢達淋漓，也許他原就以紅學見長，而急轉彎的文章又不那麼容易寫。“文革”以後，《紅樓夢》始終是徐緝熙學術重點所在。去年，他將曆年“紅學”成果，結集為《讀紅手記》，作品簡介說他“文字不媚俗”。之所以能從奉旨評《紅》到“不媚俗”，《後記》裏有一句別有深意的話，道出了他對那段往事的深層思考：“當然，用現代的政治概念對這部小說作牽強附會的政治解讀，更是偽科學！”
現以《金瓶梅》研究馳名的黃霖，在《批判》上刊出過《眼前二萬裏風雷》（1975年12期），是評新出《儒法鬥爭史話》的，“《史話》本身就是批林批孔的產物”，書評自然也是遵命之作。“編寫這部近二十五萬字《史話》的是十六名青年工人”，其中就有第三代海上學人，且留待下文再說。
戴厚英後以作家成名，“文革”前與“文革”中，也寫評論文章。她的《“特種學者”的“考證癖”》（1974年6期），是批判胡適紅學考證的。她後來反思說：那些都是腦袋還沒有長在自己脖子上，作為別人的寫作工具時所寫的東西。包括這篇文章在內，她的那些東西都未收入其慘遭橫死後行世的《戴厚英文集》。有學者指出，這些文章盡管對一般讀者已無閱讀價值，“對研究者來說，自然具有曆史資料的意義”，“以後如有人編輯出版《戴厚英研究資料》，倒是應該收入她的理論文章的，因為這些文章畢竟反映出她青年時代的思想軌跡”（《海上學人漫記》）。善哉此言，推而廣之，豈獨戴厚英研究為然，對其他學者的個案研究也應如此處理。惟有這樣，才能真實地還原學人的全貌，拚綴出有意無意被遮蔽的現代學術史真相。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報》奉命發表楊榮國的《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製度的思想家》，拉開了批林批孔運動的序幕。《批判》不甘落後，為配合戰略部署，也刊發了劉修明的《孔子傳》（1973年2期）。筆者與作者曾有交往，可惜未便探詢這篇文章的組稿秘辛（企盼他與這份雜誌的所有親曆者，都能為這段曆史留下足資采信的實錄）。“文革”以後，他以治兩漢史知名，相比代表作《從崩潰到中興：兩漢的曆史轉折》，由其主編的十六冊《話說中國》圖文本更享盛譽。
餘子道的《從東北解放戰爭看林彪的右傾軍事路線》（1974年6期）與《從抗戰初期的戰略轉變看林彪的右傾軍事路線》（1974年8期），都是批判林彪軍事路線的。其時，批林是打死老虎，所謂“右傾軍事路線”也是中央文件定下的調門，這樣的文章在“文革”結束後也未必會受牽累。作為中國現代史專家，“文革”後，他出任過複旦大學曆史係主任，其《民國軍事史》課程頗有好評，他在《批判》上的文章倒都與這一方向有關。作為上海社科院曆史研究所的中國近現代史學者，吳乾兌的《抗戰時期的一本革命三字經》（1975年6期）雖有批判孔孟之道的套話，但介紹的是“紅色文物”，想來其後也不致惹上麻煩。楊立強的《辛亥革命後的袁世凱》（1976年8期）發表之際，正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甚囂塵上之時，盡管內容似無失實，但借袁世凱“瘋狂複辟”牽扯到“翻案、複辟不得人心”（行文中這句話頗覺突兀，不知是否編輯部定稿時橫插一杠），所指為何，明眼人一目了然，不知後來是否有“說清楚”的遭遇。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在複旦大學曆史係開設“北洋軍閥研究”課程，文章的史實還能派上用場。
批林批孔方興未艾之際，《批判》發表了金衝及的《〈天演論〉和中國近代反孔思潮》（1973年3期）。文章以毛澤東對嚴譯《天演論》的評價“前半是唯物的，後半是唯心的”為立論依據，勾畫了一個“以反孔開始，以尊孔告終”的嚴複形象，而近代“新學與舊學、反孔與尊孔這兩種思潮的鬥爭”則是全文大背景，配合批孔自不待言。改革開放後，金衝及曾任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還出任過中國史學會常任理事，他不僅是中央文獻出版社版《毛澤東傳》的兩主編之一，同時還主編了《劉少奇傳》。由他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認為，1973年下半年毛澤東“沒有主張要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運動”（1680頁），那麼，他在《批判》上的“反孔與尊孔”之說，聽從的究竟是哪家號令呢？二十世紀中國史，尤其後半期，也真讓人雲裏霧裏。
三
在《批判》上現身的第三代學人，除前文提及的沈津，還有杜恂誠、陳大康、仲富蘭、胡申生、石源華與餘秋雨等。除了沈津與餘秋雨，大多數人當年還沒躋身學界，隻是以大學工農兵學員或“工人理論學習班”成員而初露頭角。
杜恂誠當初還是上海味精廠工人，他的首發之文是《由“結合部”想到的》（1975年3期），歌頌在新的生產關係下，“哪裏有結合部，哪裏就有‘龍江精神’”。他還以工人身份發表了《“鬥爭並沒有停止”》（1976年2期），評論“以第十次路線鬥爭（即毛澤東與林彪的較量）為背景”的劇本《樟樹泉》（作者就是後來以《蒼天在上》等官場小說三部曲而廣受好評的小說家陸天明）。杜恂誠評《水滸》的文章都未署廠名。其《論晁蓋》（1975年9期）以毛澤東“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為論旨，歌頌“晁蓋畢竟不愧為農民起義的英雄”。他與“洪延青”聯名發表了《宋江與武訓》（1975年11期），也是配合領袖“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號召的，不得而知的是列名於前的“洪延青”究竟是化名，還是確有其人。“文革”以後，杜恂誠轉入經濟史學界，似乎遠離了當年涉足的文史領域，近年《東方早報·上海經濟評論》上經常有他關於中國近代經濟史的大作。
陳大康先後刊有《論阮氏三兄弟》（1975年9期）與《並非小事》（1975年12期），後文說報刊文章難字注音的，與政治運動無關。前文首先論述阮氏三兄弟是“緊跟晁蓋革命路線的革命將領”，而後指證他們在宋江那裏“受到了越來越嚴重的排擠和打擊”。文章雖也配合運動，但在六名水軍頭領排名次序上，以石碣上的天罡排序與數日後四寨水軍頭領排序相對比，考實宋江將三阮位置“在往後挪移”，卻頗有說服力。他在“文革”後考入複旦大學數學係，後改投華東師範大學郭豫適的門下，專治中國小說史，以專著《明代小說史》而聲名鵲起，抑不知《論阮氏三兄弟》在敦促其折回明代小說研究中占多大權重。
石源華是複旦大學曆史係首屆工農兵學員，1972年赴七一公社開門辦學，參加了公社史的調查和編寫。這冊公社史出版當月，《批判》刊發了該校曆史係學員王金保與石源華合署的書評《戰鬥的史篇》（1974年7期），副題就是“喜讀《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石源華其後留校，從事過民國外交史研究，現為複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主任，這篇書評不知是否其史學處女作。民俗學家仲富蘭當年也是複旦大學工農兵學員，在評《水滸》時發表過《宋江的“反詩”》（1975年9期），現為上海市民俗文化學會會長。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為培養所謂自己的“理論隊伍”，上海市委寫作組舉辦了曆史學習班。據《青年工人講儒法鬥爭史》（1974年7、8期連載）說：“這個學習班共有十六名學員，都是來自工廠和農場的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工人，主要是學習儒法鬥爭史。”該文就是“經過集體討論，分頭執筆寫成的宣講稿”，而上文提及的《儒法鬥爭史話》也是他們“幾個月來的學習成果”。曆史學習班成員在《批判》上列名可考的共九人，似乎唯有胡申生後來進入了學界。他當時是上海工具廠工人，除了參與編寫上述宣講稿，《批判》還選載過他與另兩學員合署的《儒法鬥爭史話》之一《女皇帝武則天》（1975年1期）。江青曾一再把呂後、武則天捧為法家政治家，《批判》相中此文自有深意在焉，盡管作者也許未必了然。胡申生現為上海大學教授，作為知名的社會學者，在今年滬上“中國夢”主題群眾性基層宣講活動中還有他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