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所見，陸鍵東關於康生否定《論再生緣》兩條理由的敘述，基本是來源於黃秋耘的回憶文章《陳寅恪先生的幾首舊體詩》（收入黃秋耘、董令生：《丁香花下》，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黃秋耘是深知內情者，據陸著的說法，他更是出版社方麵為《論再生緣》所挑選的責任編輯。
關於康生的第二個理由，五首詩盡引在書中，讀者讀後自有公論，亦可再次領教康生褊狹的理解能力。但康生關於陳寅恪詩作的指責，是否能成為否定出書一錘定音的證據？推敲起來，好像有問題。郭沫若在1961年8月7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序〈再生緣〉前十七卷校訂本》一文，喟歎《再生緣》值得重視卻長久地被遺忘時曾說：
不僅《再生緣》被人看成廢紙，作為蠹魚和老鼠的殖民地，連陳端生的存在也好像石沉大海一樣，跡近湮滅者已經一百多年。無怪乎陳寅恪先生要那樣地感傷而至於流淚：“彤管聲名終寂寂，……悵望千秋淚濕巾。”這不是沒有理由的。
這裏征引了陳寅恪五首詩中的句子。事後郭沫若的《再生緣》校訂本和《論再生緣》一樣遭遇了不能出版的變故，難道也可以說成是因為郭著序言裏引過陳寅恪情調不健康的詩句所導致的嗎？陳寅恪的著作以原稿不允許改動而著稱，難道“郭老”的序言也不能刪改嗎？何必連帶《再生緣》校訂本也要“陪綁”呢？可見問題的實質並不出在詩上。
那麼，關鍵就在於第一個理由。而關於第一個理由，黃秋耘當年的評論是：
第一個理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征東”，這是曆史上客觀存在的事實，“當年恩怨久成塵”了，時至七百多年後的今天，誰也不會去算這些舊賬的。《元史》寫到“征東”的篇章比《再生緣》還要多得多，難道連《元史》也不好公開出版嗎？（見黃秋耘、董令生：《丁香花下》，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頁）
陸鍵東的結論類似，他在《陳寅恪的最後20年》的修訂本裏還補充了1963年7月13日中宣部《關於出版工作座談會情況和改進出版工作問題的報告》裏的一些話。中宣部在這個報告裏，具體提出了對5個問題的改進建議，其中列第一位的正是“在我國古籍和近代人的著作中，凡是以描寫征服鄰邦的曆史事件為主要內容的，如《再生緣》《薛仁貴東征》等書籍，不得重印公開發行”。由這個報告所衍生出來的規定，字句也大體相同。不過陸鍵東從這個規定的字句裏讀出的“深意”卻是：
在這類具有“國策”性質的報告中，專門點名一二圖籍應禁止，這絕不尋常，個中必有今尚不知的內情。（見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20年》（修訂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350頁）
書的這裏還加有注釋說：
在今天看來，將古籍列作“如臨大敵”的政治書籍，這很難讓人理解。可見在極不正常的年代，所有“當局者”都已失去客觀的判斷力。（同上）
接著往下讀，原來陸鍵東的判斷是：
時中國大陸最大的外交難題，是與在北方的蘇聯有著意識形態方麵的紛爭，已超過千年的曆史陳跡“東征”，無論怎麼看，表麵上與此都毫無牽涉。（同上）
盡管當時的風氣是學術要與政治配合，但陸鍵東始終認為：《論再生緣》本來與政治沒有什麼關聯，是康生“極‘順理成章’地將兩者聯結在一起”。總而言之，“康生‘這口氣’出得很舒暢”。他與黃秋耘的觀點相近，即認為“征東”是小事，康生用這種理由來否決《論再生緣》的出版，是欲加之罪（存心阻撓該書的出版），何患無辭（找了些不是理由的理由）。這個思路，大概是建立在中朝兩國友誼一向堅不可破的認識基礎上的。
不過，最近幾年來，各方麵的檔案文獻不斷解密，中朝關係是否如曆來宣傳所說的那樣是“鮮血凝成的友誼”，永遠波瀾不驚？恐怕遠遠未必。用學者沈誌華的話來說，中國領導人在處理中朝關係時，“既有一種傳統的中央大國的統治者心態——對周邊小國都要寬容並給以保護，又有一種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者心態——對亞洲社會主義國家有責任給予幫助和支援”。（語見沈誌華：《“唇齒相依”還是“政治聯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續（1946—1961）》一文，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同時，由於曆史原因，朝鮮方麵對中國的一切影響都表現得十分敏感。因此，中方在“幫助和支援”時，免不了為了照顧朝方的感情而倍加謹慎。
中方這種謹慎的心態體現到具體事件上，或許就表現為一種“遷就”。中朝關係中的一樁大事件是朝鮮戰爭及其善後問題。根據沈誌華的研究，戰爭中的一些因素，以及戰後1956年朝鮮勞動黨“八月事件”給中朝關係帶來的波動其實頗大。“八月事件”平息後，為增進中朝關係，由中方主動提議，將中國人民誌願軍全部撤出朝鮮。金日成對中方提議的表現起初是驚訝的，但很快就表示同意和感謝，故此舉無疑大大地改善了中朝之間的關係。這種“遷就”，更近似於主動地示好。
後來中蘇關係漸趨惡化，中國也更需要朝鮮方麵的支持。誠如陸著所言，中蘇關係是當時中國主要的外交問題，但中蘇矛盾之中，中方尋求盟友支持的需求也應被注意。沈誌華拈出了不少不為人知的事例，比如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中朝邊界的朝鮮族人口流動問題。當時中方為了照顧朝方，對於朝鮮族居民去朝積極配合，對於非法越境事件依從朝方的主張回避處理；但後來事件升級，朝方疲於應對，轉頭指責中國時，中方卻退一步道了歉，保證做好工作。在我看來，這很可體現朝鮮處處注意與大國交往時不陷入“事大主義”，而中方處處保持“遷就”，配合和照顧著朝方的感情。此外，還有這樣的事例：1960年10月中朝兩國足球賽中發生群眾噓朝鮮裁判事件，周恩來專門對國家體委有關部門提出批評，還指示要對群眾進行深入教育。對於朝鮮報刊刪改中方國慶稿件一事，中國更采取了“視而不見”的態度。這更可見中方照顧朝方的感情照顧得越來越遠了，簡直“遷就”得體貼備至，到了“自我審查”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