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為什麼沒有被打成右派？
人物·真名士自風流
作者：錢之俊
1949年，麵對改朝換代的變革，錢鍾書夫婦最終選擇留在國內。楊絳說：“解放前，我們是讀過大量反蘇小說的。但我們不願遠走他鄉去當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們愛祖國的語言文化，也不願用外文創作，所以在世局嬗變之際選擇留下。謠言傳說共產黨要‘殺四十五歲以上的知識分子’，憑常情可以否定，或隻算我們‘短命死矣’，不願離開父母之邦。這是實話實說。”“我們發現新中國並不像反蘇小說中所說的。我們既然隻求‘坐冷板’，端上‘金銀飯碗’生活無憂，有書可讀，還要求什麼呢？”（吳學昭《錢鍾書為什麼沒有被劃成右派》，《大公報》2010年11月7日）“我們如要逃跑，不是無路可走。”（《我們仨》，第122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其實早在1948年，香港大學就曾約錢鍾書去任文學院院長，1949年，教育部長杭立武邀他去台灣大學任教授，朱家驊許給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職位，牛津大學也約他去任Reader。但他們寧死都不願離開大陸這片故土，以最壞的打算留在國內，以最低的要求求生於新中國，所以結果往往使他們有“始願不及此”之感。
“有驚無險”的1957
1957年的春天，天氣異常。《顧頡剛日記》4月9日記：“今日仍大雪，北風頗厲，以清明後四日而有此，為我生所未見。氣候又降至零度下，如此倏寒倏暖，不知又病倒幾人！”（《顧頡剛日記》第八卷，第229頁，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京城裏病毒肆意，流感流行。
楊絳說，就在這個早春時節，錢鍾書被請到中南海，親耳聽到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他可能參加了3月份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當時多數知識分子都認為毛決定發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號召鳴放是真心誠意的，感到很興奮。錢鍾書的好友傅雷參加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後，在給國外的兒子傅聰的信中寫道：“此次會議，是黨內會議，黨外人一起參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們黨外人士都暢所欲言，毫無顧忌，倒是黨內人還有些膽小”，“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我的感覺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確是數十年的教育事業，我們既要耐心等待，又要友好鬥爭；自己也要時時刻刻求進步——所謂自我改造。”（《錢鍾書：20世紀的人文悲歌》，第552頁，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他的興奮、激動、虔誠溢於紙麵。毛的一席話就讓他對其頂禮膜拜，可見講話多麼具有煽動效應。即使如此，像錢鍾書這類知識分子，對形勢的認識仍保持了足夠的冷靜和保留。費孝通在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寫出了當時這一部分知識分子的顧慮：“對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明白的人當然還有，怕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明哲保身’‘不吃眼前虧’的思想還沒有全消的知識分子，想到了不鳴無妨，鳴了吃不定自討麻煩，結果是何必開口。”“早春天氣”，說出了許多人對形勢的看法，傳達了他們複雜的心緒，從一個側麵“標示當時一部分知識分子在社會政治潮流中所處的‘夾縫’位置，以及他們難以把握自身命運所必然產生的複雜的思慮。”（洪子誠《1956：百花時代》，第23—24頁，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初春時節，天寒料峭，錢鍾書心裏惦記著父親錢基博的病。這時冒著嚴寒，他來到武昌。對當時的社會政治情勢，他似有預料，在這一年寫下的《赴鄂道中》詩五首最後兩首中，他寫道：
弈棋轉燭事多端，飲水差知等暖寒。
如膜妄心應褪淨，夜來無夢過邯鄲。
駐車清曠小徘徊，隱隱遙空碾懣雷。
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鳩忽噤雨將來。
楊絳說後兩首詩寄寓了錢鍾書對當時情形的感受。許景淵解讀後兩首詩說：“‘反右’之大潮即將到來，山雨欲來，風滿高樓，一時人心惴惴，詩中‘脫葉’‘啼鳩’句喻知識分子之心態也。‘邯鄲無夢’‘妄膜盡褪’則言先生胸懷高曠，超然物外，妄念全消，自不致再墮塵劫矣。足徵詩人穎悟，見微知著，故能擺脫塵煩，得非所謂機動心應者乎？”（許景淵《從錢鍾書先生學詩散記》，《記錢鍾書先生》第9頁）“脫葉”二句尤其形象地表現了“放”而將“收”前夕知識分子的惶惑心理。脫葉猶飛，風向未定；古人過此，尚有黃粱美夢可作，而他夜過邯鄲，正是入夢之時，卻早已妄心全息，如膜褪淨，連夢都沒有了……（吳忠匡《記錢鍾書先生》，《隨筆》1988年第4期）錢鍾書曾在1986年4月把這兩首詩寫贈與錢基博的學生吳忠匡，以紀念吳在“反右運動”裏的遭遇（1957年吳被補劃成右派）。
錢基博在1949年後，也選擇留在大陸，一直在武漢華中師範學院（即華中師範大學）就職。這位著作等身、深受尊重的國學大師，對新中國充滿了熱情和期望。1953年（67歲）開始，他身體轉差，說話有困難，不再去教室上課，而是在家幫助指導青年教師。1957年春，兒子錢鍾書再次來探望他時，他已病勢沉重。此前，錢鍾書每年寒暑假都會來武漢探望雙親。誰也沒料到，此番一別，父子竟成永訣。
4月，中共中央正式號召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文學所內立即組織號召鳴放。但錢鍾書並不“買賬”，依舊“咬緊牙關”。“我們認為號召的事，就是政治運動。我們對政治運動一貫地不理解。”（《我們仨》第135頁）“風和日暖，鳥語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經號召，我們就警惕了。上麵一再號召鳴放，四麵八方不斷動員催促，請客吃飯座談，鼓動鳴放。其中有我們的老相識，也有人是我們心目中的政客。幾位老相識還親自登門來敦勸我們鳴放；當初號召知識分子改造是他們，這會兒號召鳴放罵黨也是他們。我們兩個不鳴也不放，說話都正確。錢鍾書說：‘難得有一次運動不用隨聲附和。’”（吳學昭《錢鍾書為什麼沒有被劃成右派》，《大公報》2010年11月7日）
5月，他的叔叔錢孫卿正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當時有部分民主人士代表的座談會，錢孫卿十分猶豫是否要提意見，就召集在京親戚商議。大家意見紛紜，錢鍾書夫婦卻一言不發，隻是靜靜聽著。但在最後，錢鍾書很堅決地說：“根本就不要說。”（許大雄《我與〈圍城〉中的趙辛楣》，《文彙報》2010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