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目康寧手足輕，村墟草市遍經行。《孝經》章裏觀初學，麥飯香中喜太平。”更有所謂的“冬學”，即“農家十月遣子弟入學，謂之冬學”。其三，地方重視。紹興地方政府十分重視對教育的投入，除在府、縣設官學外，還在城鎮、鄉村置具有啟蒙性質的社學、鄉學，且屬完備，如會稽縣在明正統年間即設有各種社、鄉之學28所，山陰縣在明弘治年間的社、鄉之學更達50多所，而為教育的發達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一）近代教育的產生與發展
籠統地說，安昌的教育濫觴於成市初期。明弘治年間，白洋朱和之妻陸氏辟翠西精舍為家塾，延聘明代大儒王陽明為師。陸氏幼聰慧，喜讀書，兄弟學業歸，必跟學，父甚驚愛，因教以讀。後嫁白洋“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朱和為妻，封宜人，可惜朱和英年早逝，留下筐、簦、篇、簪4子。陸氏勤儉持家，並辟家塾，自課子侄，同時請王陽明講授天文、術數、理學、經濟，後侄簠、箎、節中進士，子簦中舉。王陽明名守仁，字伯安，嚐築室故鄉浙江餘姚陽明洞，自號陽明子，稱陽明先生，他斷言“心明便是天理”，否認心外有物、有事、有理、有義、有善，並提出以心（良知）為本體的“致良知”說，認為“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王學凸現本心，在士大夫和平民中產生了“震霆起寐，烈耀破迷”的影響，但他閱陸氏之舊課改作後仍讚道：“巾幗才若此，吾見亦罕矣。”並手書“藏六”、“寂照”兩匾額。
安昌的傳統教育分兩類：第一類是私塾，第二類是書院。前者既是接受啟蒙教育之所，又是科舉入仕基礎之地，多年來，對科舉入仕頗有貢獻，據悉，明清兩代安昌共出進士16人，舉人31人，均係私塾學子，具體又分3類：一是義塾，經費依靠祠堂、義田地租收入以及個人捐款，族中貧寒子弟免費入學，有婁氏繹思學塾、白洋朱氏義塾、文海家塾、九墩義屋等，如朱氏義塾即由白洋魯齋公捐田12畝，用每年的地租收入作經費，供朱氏族子免費入學；二是學館，由塾師自行開辦，入學者多為中等人家子弟，有知恥書塾、易孟正學館等，如易孟正學館即由貢生易孟正在家設館授徒，院中東廂三間書房內設書桌五六張，西廂為書畫廳，正樓藏書，當地大戶人家子弟慕名紛紛來此求學；三是紳、商家塾，有士紳徐氏家塾、商人陳氏家塾等，如陳氏家塾即開設於新街弄聚茂花行樓上，除自家子弟外，擴招親友子女入學，學生滿師後一般能勝任文書工作。後者既不同於官學，又與一般私學有所區別，安昌有3所，即康熙五十六年（1717）開設、位於丈午村海塘上的觀海書院，光緒年間由文海家塾改設的文海書院、知恥書塾改設的知恥書院。
安昌的近代教育始於晚清政府被迫實行的新政。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廷下詔決定於下一年改革科舉考試，即如戊戌變法所議行的：罷時文，廢八股，要求使用更清楚地解說四書五經以及論述中國曆史、政治和西方政治、學術的文章；次年又頒布了《欽定學堂章程》（《壬寅學製》），改書院為學堂，同時，為吸引學生進入新學堂，同意給予新學堂畢業生文官候選人的待遇；派遣中國學生出國，特別是鼓勵去日本留學。光緒三十一年（1905）下詔自丙午（1906）科為始，所有鄉試、會試一律停止，各省科試亦即停止，持續了約1300年之久的科舉製度終於壽終正寢。時代的疾風驟雨很快打破了安昌的寧靜。光緒三十二年（1906），安昌首改文海書院為文海初等小學堂，該學堂的前身係文海家塾，嘉慶二十四年（1819）由徐仕康等建於海湖徐氏宗祠旁，曾改為文海書院。光緒三十三年（1907）正月建進化、知恥、儲英小學堂。進化兩等小學堂建於1月，在鎮上，公立，其餘情況不詳。知恥初等小學堂建於1月，在安昌橋南堍，後遷至海湖徐氏宗祠旁，公立，原由名士徐烺峰設，曾作知恥書塾、知恥書院，現由舉人戎念功等改設，後多次變遷，為安昌鎮第一初高小學校、第9區區立安昌小學、安昌鎮中心國民學校等。儲英初等小學堂建於1月，在中市陳家漊，私立，原由成公設，曾作繹思學塾，現由婁壽頤等改設，有義田40畝，店屋4間，始招外姓子弟入學，後多次變遷，為第8區私立儲英小學、安昌鎮第10保私立儲英代用國民學校等。宣統二年（1910）1月建尚誌小學，在白洋朱氏義倉，私立，由朱子芳發起創辦。由私塾、書院到學堂，是安昌近代教育產生與發展的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