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同業公會過渡到商會，是安昌經濟發展、市鎮繁榮的必由之路。考察安昌的商會活動，有如下幾個特點：其一，就職責而言，主要協助稅務機構征稅，溝通各業之間關係，並籌募地方經費，與各地商會的活動並無二致；其二，就層次而言，若按紹興商會組織的商會、分會、分所3個層次衡量，安昌可以算作是第三層次的商會，一些關乎整個紹興地區的重大經濟問題如議定市場價格等，多聽從於上一級商會；其三，就會員而言，多為本地域空間內工商各業從業人員，故有較鮮明的同業組織性質；其四，就作用而言，由於商會的主持者多數為當地有權勢的頭麵人物，借個人的權威、地位以及影響，商會的活動並非僅僅局限在商業領域，而將拓展到安昌政治、文化、社會的各個層麵，“一時間彌補了權力空缺，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一方權力中心，其作用地位往往超過都邑商會”。例如，安昌商會曾於1912年12月10日自行組織安昌商團，團員90多人，發給服裝、徽章與短棍，每天早晨在安康寺前由教練組織操練，目的是維護市場的秩序，後因教練素質低下，加上團員又是地方頭麵人物的親友子弟，害怕吃苦，次年便告解散。又如，1926年冬，由紳、商集資，組建安昌鎮保衛團，日夜巡邏，維護秩序。因此，從同業公會過渡到商會，並非易名的小事情，而具有不可忽視的社會意義，意味著商會在自身力量不斷壯大的過程中，由於廣泛涉足地方公益事業，已從單純的行業自律組織轉變成為兼具一方行政權力的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尤其是近代以來救亡圖存的時代呼聲一浪高過一浪，極大地激發了安昌各階層的維權意識、參政熱情，除商會外，還活躍著其他一些社會組織。以下僅舉幾例。
一是農會，1921年，蕭山衙前爆發了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的第一次農民運動，成立了農民協會，通過了具有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衙前農民協會宣言》和旨在反封建剝削壓迫的《衙前農民協會章程》，安昌積極響應，組織農會籌委會，次年12月成立安昌鎮農民協會，選舉孔旦憲為會長，陸國柄為副會長，農會的宗旨在於保護佃農利益、調解糾紛等，如農會曾在1928年提出打倒土豪劣紳、打倒資本家、打倒列強、改善農民生活、實行二五減租的口號。
二是工會，1926年3月，中共紹興獨立支部派黨員至安昌籌組機業工會，發動工人參加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次年5月成立安昌錢業分工會，會址在中市。三是紹興青年競進社，1929年春成立紹興青年競進社，宗旨在於組織青年學習和宣傳世界語，繼承五四精神，反帝反封建，抵製外國貨，反對舊禮教，提倡白話文，主張男女平等。四是戰時社會服務團，1938年4月成立紹興縣戰時社會服務團安昌區團部，部址在南井弄宣宅，下設第一青年隊、第一少年隊、第一婦女救亡工作隊、七七劇團4組。
分析由各階層自發組織而成的社會組織，有兩個較鮮明的特色：一是應時代需要而組織成立，主動參與時代活動。二是重在維護自身利益，表明各階層自我保護意識的增強。
三、近代教育
在敘述安昌的近代教育以前，有必要分析一下整個紹興人文蔚起、教育發達的原因。以此作為背景，將有助於正確探究安昌教育的近代化或現代化進程。其一，人地矛盾。將紹興由來已久的人地矛盾與教育聯係起來進行考察，似乎有些牽強附會，但“土之所出，不足食土之人”的殘酷現實，卻讓不少紹興人把看書識字、接受教育當作了謀生的手段、求職的途徑，據《會稽陶氏族譜》卷二八《義田贍族引》曰：“國朝定鼎以來，屢遭兵燹，生齒日繁，而生計蕭然，日給不敷者甚眾，欲為子孫謀學業益不暇矣。”這個“學業”，當指舉業，意思是紹興這個地方人口不斷繁衍增加，生計越來越困難，長輩為了使後代避免缺吃少穿的生活或者離開紹興這個人多地狹的“苦”地方，千方百計讓他們讀書，希望通過讀書這條途徑，把後代送到外地謀求新的生活。當然，麵對江南、浙江兩省鄉試2.4‰和3.7‰的中舉率，入仕做官基本上是不可企及的奢望，但踏不上“陽關道”並無大礙，因為經過讀書、接受教育，自然多了從事其他職業的本錢，將比目不識丁隻能在老家當“長年”或打“短工”的長輩生活得好。其二，習文風尚。越文化由尚武走向崇文，始於東晉。此前，越國謀臣範蠡、文仲提出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口號，重視生產、教育，但其文化特征誠如越王勾踐所雲：“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一派吳王金戈越王劍之形象。東晉以後，與“永嘉之亂”、“安史之亂”、“靖康之難”聯袂而來的中原漢民的三次大南遷，使大批文人雲集會稽郡，“晉遷江左，中原衣冠之盛，鹹萃於越，為六朝文物之藪。高人文士，雲合景從，遂為江左之冠。唐時，文雅不替，風流翰墨，昭炳相接，故名人往往愛遊其地”。受中原文化的影響，紹興形成了“好學篤誌，尊師擇友，弦誦之聲，比屋相聞”的習文風尚，甚至普通百姓都以耕讀傳家、詩禮傳家，很重視對後代的教育，陸遊《野步至近村》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