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昌同樣經曆了晚清實行地方自治以來的變革。在變革中，建立了基層組織，壯大了商人力量，使安昌在保持商品交換中心的同時，也具有了政治意義，而成為地方行政權力的中心。
（一）基層組織的建立
晚清實行地方自治以前，安昌白洋作為紹興乃至浙東海上航運的重要港口，出於防務以及治安的需要，明洪武二十年（1387），湯和在大和山南麓設白洋巡檢司，白洋城方110丈，高1.1丈，厚1丈，城門1，譙樓1，窩鋪4，女城176。這是當地較早見諸於史料記載的行政管理機構。開市後，花、布、米興盛，為應對繁雜、精細的各類事物，尤其是治安、賦稅等棘手難題，白洋巡檢司移駐安昌中市花行堡。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巡檢司再遷柯橋。同年，山陰縣水陸衙鹽巡所在安昌設立鹽巡。很明顯，上述行政管理組織的設置，無非出於治安與賦稅的需要，本身僅作為縣級行政的派出機構，而沒有形成一定的行政管理級別，並必須向縣級長官負責。換言之，對於安昌這類明清以來因商業興盛而形成的重要市鎮，縣級行政必須派駐基層行政管理組織，並通過基層行政管理組織，緊密依靠老吏、老幕、老胥等地方頭麵人物，以強化控製與治理。
在國內民主運動高漲、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雙重壓力下，光緒三十二年（1906），晚清政府被迫宣布“預備仿行憲政”，並於次年宣布籌備資政院，而令各省設立谘議局。光緒三十四年（1908）又以“地方自治為立憲之根本，城鎮鄉又為自治之初基”，正式頒布《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規定凡府、廳、州縣治的城廂地方為“城”，其餘市鎮村莊屯集等地方，人口滿5萬以上者為“鎮”，不滿5萬者為“鄉”，旨在建立新的鄉鎮製度。城鎮設“議事會”和“董事會”，鄉設“議事會”和鄉董、鄉佐，負責督辦本城鎮鄉的教育、衛生、道路修建、農工商務和社會慈善公益事務。盡管此後隨著清王朝的滅亡，許多地方“唯城議會、董事會次第成立，其餘鄉鎮未及舉辦，而自治即奉令停止”。但因該章程曾以法律的形式正式出台，將推動縣級以下基層行政管理組織的建立。宣統二年（1910），紹興府所屬之山陰、會稽兩縣，根據清廷政策，籌辦地方自治事宜，除府城外，擬將所轄地域分為柯橋、安昌、稽東、東皋4鎮74鄉。山陰知縣增春馬上召集士紳，商議分劃自治地域範圍，辦理城鎮鄉議事會選舉。據當年《紹興縣自治區域說明摘要》記載，安昌“西如遺風各村……北如塘外沙地，自王公漊迤東至西塘下灣……西北至大西莊、沙田、蘆社……東北離五裏為官湖沿，其西岸46都2、4圖向與西扆合土穀社，故一律歸並鎮內。南為上沙、馬白山、湖村、潘家灣。北如小西莊、盛陵、山西、前莊、白洋、西塘下及附近各小村落，利害關係尤為密切，合並成鎮”，轄50多個村落。在此，安昌已被賦予了周圍廣大農村地區行政權力中心的權威。而為了確保權威的樹立，當年即成立議事會和董事會，選出議事員21人，韓小為議事長，董事會設總董1人，名譽董事4人，徐柏泉為董事。次年成立安昌鎮自治所，執掌地方政務，實行自治，並設安昌警區，樓秉權為區官。
此後，基於各屆政府構建縣級行政以下基層行政管理組織的努力，安昌的行政權力機構得到了進一步完善。茲簡述之。
1912年，山陰、會稽兩縣合並為紹興縣。11月，紹興縣北二區眾議院在安昌安康大寺組建。安昌繼續沿襲晚清地方自治製度，仍建立自治會，王秉衡為議事長，沈達卿、王求賡、姚蘭培為議員，楊光照為總董，徐鴻濟為董事。
1914年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後，停辦地方自治，解散各地自治機構，改設自治委員會，並限製了自治職權的範圍、自治經費的來源。
兩年後，即1916年，成立安昌鎮地方自治會，壽振亞為總董，下轄56個村落，每村設置自治委員1人，在家辦公。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於第二年（1928）頒訂街村製，次年又據新頒布的“縣自治組織法”改為村裏，不久再將村裏改為鄉鎮，規定農村百戶以上村莊為鄉，百戶以上街市為鎮。紹興縣推行“區、村裏、閭、鄰、戶製”，安昌屬第12區，王鴻澤為區長，下設安東裏自治會（陳月波為裏長）、安西裏自治會（顧煥章為裏長）以及10個村裏（村裏委員會各設置常務委員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