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加工業：1932年，王同興機器碾米廠在中市魏公橋南堍開業，以18千瓦柴油機帶動碾米機2台，開糧食機械加工的先河。次年，大成米廠開業，以10千伏電動機帶動碾米機1台。1943年，钜成米廠開業，日碾米1.5萬斤。
總之，進入近代以後，安昌也悄然出現了一些近代工業企業，豐富了市鎮經濟的內容，但數量少、規模小，且基本上局限於機械加工業，在整個經濟結構中從未達到舉足輕重的地步。近代工業基礎極其薄弱的現實，影響了安昌發展的總體水平，以至於無法繼續保持市鎮的繁榮與輝煌，而處於市鎮群體的劣勢地位。
二、行政權力
在中國古代地方行政權力結構中，曾有國、省、道、路、府、州、郡、縣等多種稱謂及級別，而秦以後，縣級行政一直是地方行政權力結構中的最低層次，縣級長官也由此成為由皇帝親自任命的最低級別的官員。盡管不同曆史時期縣的數目多寡不等，西漢有1587個，東漢有1180個，西晉有1229個，南北朝有1562個，隋有1226個，唐有1573個，宋有1234個，元有1127個，明有1138個，清有1314個，但因國家直接通過縣級行政這一層次向黎民百姓征斂賦稅、募集兵源、倡導教化、推行政令（包括法令）等，“百裏長史，親民之要”也就成為縣級長官的代名詞，或稱“親民之官”。
與此同時，其行政權力的權威性也被進一步揭示，蒲鬆齡《聊齋誌異》卷四《夜叉國》說：“出則輿馬，入則高坐；堂上一呼，堂下百諾；見者側目視，側足立，此名曰官。”
不可否認，“這種基於製度合法性的控製權力，由於控製體製相對粗放，除直接涉及國家要務的層麵如財政（稅收）、緝盜等方麵外，很難真正深入市鎮社區的每個角落”。因此，縣級行政以下尚有基層行政管理組織，即鄉裏、黨族、裏甲、保甲、村社、鄉鎮等。作為縣級乃至州級行政的基礎，這些基層行政管理組織擁有一定的管轄區域，承擔征斂賦稅、征發徭役的職責，如明代的基層行政管理組織就是裏甲製、保甲製並存，在城市編坊、近郊編廂、鄉都編裏甲，“以一百十戶為一裏，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裏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一裏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裏長的職責即追征錢糧、勾攝公事以及平息裏內百姓爭鬥。明中葉後，為配合軍事需要，一些地區在裏甲的基礎上開始實行保甲，以十家為牌，設牌長，實行連坐；五至十牌為保，設保長，其職責在於維持地方治安。清初沿用明製，裏甲、保甲並存。自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攤丁入畝後，裏甲逐漸廢弛，保甲取代裏甲，據康熙四十七年（1708）保甲令：“凡保甲之法……十戶為牌，立牌長，十牌為甲，立甲長，十甲為保，立保長。自城市達於鄉村。”除原有的維持地方治安的職責外，又增加了督催錢糧的職責，並承擔地方一應雜事公務。但是即使如此，曆代都沒有把這些基層行政管理組織納入國家行政權力結構之中，相應的管理人員如裏長、甲長、保長等也沒有被包羅於“品官”的範圍。也就是說，這些基層行政管理組織至多作為縣級行政的補充而已，並沒有行政管理級別，而管理人員也非列入國家官製的正式行政管理人員。
上述地方行政權力結構，一方麵基於儒家思想，因其精髓主張尊卑有別，堅持貴賤相異，宣揚三綱五常，使之具有行政權力的合法性；另一方麵符合現實需要，因有基層行政管理組織存在，縣級長官不會限於人力、財力等因素而無法控製管轄區域內的一應雜事公務。因此，這一地方行政體製雖曾遭到了有識之士的口誅筆伐，但仍綿延幾千年而不絕。近代以後，一方麵由於晚清政府實行地方自治，建立新的基層行政管理組織；另一方麵則因諸多外來因素的滲入和整個社會環境的變化，使中國地方行政權力結構發生了演變。演變集中表現在兩方麵：一是行政重心下移，市鎮成為地方行政權力的中心；二是參政意識加強，商會成為市鎮行政權力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