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除棉業外，增加了蠶絲、花邊、織襪等新行業，由過去的紡紗織布，一變而為經營內容的多樣化，目的是貼補家庭的花費。二是隨著工業主義的進一步滲入，安昌開始興辦起大小不等的近代企業，據紹興縣府1948年第一期各鄉視導報告表記載，安昌“工業有翻砂廠1家。製軋花機、稻、棉等機。有家庭化木質機紡紗織布。有造木船廠4家，較大2家，各自備船200隻，供租用；較小2家，各自備船100隻，兼營修船業務。有軋棉機60餘家（部分有引擎發動）”。
不過，“本鎮工業，除碾米、軋花，並盛陵吉生布廠，均係使用機器。其餘概仍舊式，無足述也”。無論是規模還是層次都處於較低水平，遠未達到成為當地經濟主體和支柱產業的地步。三是因新行業、近代企業在經濟結構中所占份額極小，安昌仍是一處商品交換中心，那些周圍廣大農村地區農戶生產、生活所賴的大量傳統行業如醬園、南貨、棕棚、嫁妝等因未與對外貿易、市場經濟發生直接衝突，所受的影響和衝擊相對較小，而依然堅持自己的發展。
但是，正因安昌對經濟結構、經營方式的調整相對滯後，當支柱產業之一的棉業衰落以後，在未尋到新的經濟增長點時，安昌因一時難以適應發展的大勢，便很快失去了花、布、米集散中心的地位。
總之，開埠通商以後，國門洞開，安昌同樣被卷入到對外貿易、市場經濟的格局中，甚至成為世界經濟體係的一部分，而無法僅僅作為內向型的經濟體係孤立存在，但遭受的影響和衝突可能十分有限，傳統市鎮依然保持著相當一段時期的繁榮。進一步說，安昌因棉而興，又一度成為花、布、棉的集散中心，而市鎮繁榮的基礎在於周圍汪洋大海般的廣大農村地區，棉業可能因諸多因素的影響盛衰起伏，但隻要市鎮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地域空間即周圍廣大農村地區不被破壞，安昌肯定將繼續循著原來的路徑向前邁進。況且，這或許並不是個案，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但總的說來，近代中國農村市鎮不僅在內陸省份，而且在條約口岸地區，也沒有衰落。這不僅是由於20世紀20-30年代農業經濟的發展，江南市鎮相應繁榮，現代化過程正式開始，其水平達到了1949年以前的頂峰，更由於維持農村市鎮存在、發展的經濟基礎並未改變，這一基礎並且由於近代貿易體係包括一定程度的近代技術的引入，煥發出了新的生命力”，以至於多少年以後，中國的經濟體製改革仍必須從農村入手，由土地改革、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到“三農”問題，而一脈相承。
二、近代交通的引進
交通條件便捷與否將直接影響到江南市鎮的興衰，這幾乎成為學術界的共識，“商業之盛衰，唯視乎交通之便與不便”。關於交通條件尤其是水路交通對安昌成市的作用，高驤雲在《安昌記》中稱：“一市之肇興，視乎全邑之水利”，並列舉了戴琥、湯紹恩、蕭良幹等賢牧良守對於水利建設作出的貢獻，可是他的推斷，卻以拒鹹、蓄淡、抗澇的水利建設為支撐，而基本未涉及水路交通對安昌發展的影響。本節即將討論的問題是：交通條件對安昌有什麼影響？具體而言，傳統交通運輸手段的規模與水平如何？鐵路、公路、輪船等近代交通運輸手段在安昌引進的規模與水平如何？這些近代交通運輸手段是否代替了傳統的交通運輸手段？它們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一）傳統的交通手段
因貿易往來的需要，首先對交通運輸手段感興趣的是商人，明隆慶、萬曆間，徽商休寧黃汴利用各種路程圖引，編就《一統路程圖記》，亦稱《天下水陸路程》，列舉了當時全國水陸路程共143條，其中卷三之二十八條“浙江布政使（司）至所屬府至溫台寧紹四府水陸”、卷七之二十四條“杭州府至補（普）陀山水”等涉及與紹興的交通，但民間約定俗成的村落之間、市鎮與村落之間、市鎮與市鎮之間、市鎮與府州縣城之間的交通，尚未從明清人所編的路程和路引圖中鮮明地反映出來。諸如安昌之類的市鎮交通自然也不能從政府性的交通網絡中體現出來。
在事實上，安昌傳統的交通運輸手段不僅一直存在，而且可以分為水路交通、陸路交通兩部分，“埠船頗多，故交通尚稱便利。如城中柯橋、西興、塘頭、盛陵、孫端、鬥門、皋埠、陽嘉龍、華舍等處，均有埠船可趁。鎮上船捐每年認包額二百餘元，亦是見其水上交通之便利矣。至於與別村聯絡之道路，亦稱整飭。其鎮南通湖村，一路更為廣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