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842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揭開了中國近代曆史的帷幕。不僅打開了大清帝國閉關自守的大門，而且打亂了安昌發展的步調。伴隨著諸多外來因素的不斷滲入，安昌很快作出了相應的調整，企圖繼續保持“銀安昌”的地位。具體而言，其一，由於國門大開，開埠通商，使中國傳統經濟越來越多地被卷入到對外貿易和市場經濟的格局之中，時刻受市場的支配、調節。安昌肯定不可能遊離於對外貿易和市場經濟的格局之外，而必須在原有經濟結構、經營方式的基礎上，開始作出調整，以使經濟繼續向前邁進。其二，鐵路、公路、輪船等近代交通運輸手段的引進，突破了傳統交通運輸手段主要依賴於船隻的局限，而使安昌多了與其他區域更迅捷、更通暢、更方便的聯係方式，客觀上有助於經濟、社會的發展。其三，由地方自治引發的地域空間調整，動搖了安昌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對其經濟形成了很大的衝擊。當然，諸多外來因素的滲入以及由此產生的影響卻是緩慢而漸進的，在依然保持著強大生命力的傳統勢力麵前，安昌為順應市場經濟和外部環境所作出的調整，僅泛起層層漣漪，而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其自身發展的進程。事實也是如此，觀察民國時期安昌的“經濟情形”，它確實繼續保持“繁榮”的勢頭，“集市不分單雙日”，“極擁擠不堪”，“鎮上有商店八百家”，但經濟結構、經營方式等卻與傳統經濟密切相關，仍堅持自己的發展方向，而近代工業則基本“無足述也”。正因如此，安昌不僅未能像個別市鎮那樣實現跨越式的發展，如海門（今台州椒江）由軍鎮迅速向商業市鎮轉變，並具備近代城市的原型，相反卻放緩了發展和前進的步伐。
一、開埠通商的影響
中國傳統經濟受到對外貿易、市場經濟的挑戰和刺激，是隨著通商口岸的陸續開辟不斷展開的。五口通商以前，出於“杜民夷之爭論，立中外之大防”的目的，對外貿易幾乎完全限於廣州一處口岸，且僅作為傳統經濟的某一補充而已，出口商品種類不多，以茶葉、生絲、土布為大宗，而且銷量不大，出口茶葉年約45萬擔，占茶葉總銷量的23％；出口生絲年約9000擔，占生絲總銷量的14％；出口土布年約230萬匹，但在歐洲工業革命以後，英國棉紡織品已成為對華貿易的組成部分之一，在價值上開始超過中國土布對英國的出口。道光二十二年（1842），按照中英《南京條約》第二條的規定，清廷被迫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作為五口通商口岸。次年，廣州、廈門、上海開埠。道光二十四年（1844），寧波、福州開埠。從此，外貿形勢發生較大變化，其重心由廣州轉向長江下遊城市。從表麵看，寧波作為這一時期浙江境內唯一的通商口岸，理應促進浙江的對外貿易，起初，寧波口岸藉原有的商業基礎，開埠當年的外貿總值即有西班牙元50萬元，但限於傳統勢力的層層圍堵，次年就縮減為不到13萬元，此後更下降至5萬元以下，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上半年，進出口商品隻有17匹本色布、3擔人參和300擔檀香木。對此，曾任英國駐華公使和商務監督的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失望地說：“原先以為，由於貿易轉向寧波可以從中得到一些好處，但事實上轉向寧波的貿易極小，什麼好處也沒有得到。”而上海後來者居上，在替代廣州成為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以後，到同治五年（1870），進出口量已占全國總值的65％強。上海對浙江包括安昌在內的影響必將大於寧波。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利用不平等條約賦予的特殊地位，攫取了更多的外貿特權，同時以機製工業品為主體的洋貨，憑借明顯強於國內手工業產品的競爭優勢，快速打開了中國的內地市場，使中國傳統經濟越來越多地被卷入到對外貿易和市場經濟的格局之中。兩者間的聯係更加密切。出口貿易仍以茶葉、生絲、棉花、土布等工業原料、農產品、手工業產品為大宗。“19世紀上葉，外銷暢開”，據同治十年（1871）至光緒十六年（1890）的統計，出口茶葉年約200萬擔，占世界茶葉貿易總量的90％以上。
“應出口的需要，茶棧、茶廠在國內到處尋找原料毛茶葉。……采購人員接踵上山，刺激了山上農民種茶的勁頭。於是，大片荒山與部分林區，披荊斬棘，除石鬆土，開拓平整，盡皆栽種了茶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