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紹興縣誌資料》（第一輯）記載，安昌徐氏有兩家：一家是西市沈家漊口北徐氏，清初，有名晉東者，自福建龍溪蝙蝠塢避難浙江，始遷山陰安昌；另一家是徐家漊徐氏，茲據《山陰安昌徐氏宗譜》，對後者進行討論。
徐家漊徐氏尊偃王為其始祖。偃王何許人也？《後漢書》卷八十五注引《博物誌》曰：“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之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鵠倉，得所棄卵，銜以歸母，母複暖之，遂成小兒，生而偃，故以為名。宮人聞之，乃更錄取。長襲為徐君。”又引《屍子》曰：“偃王有筋而無骨，故曰偃。”偃王乃西周時期古徐國的諸侯王，由於治國行仁義，得民心，遭周穆王忌憚，發兵討伐，偃王戰敗，逃往彭城（即今江蘇徐州）。對於這段史實，《後漢書》記曰：“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裏，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後得驥騄之乘，乃使造父禦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鬥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行至薄裏（後因項王興起而易名項裏），即定居。定居後，苦心經營，“宗族浩繁”，日益壯大。但至唐末，因爆發了裘甫農民起義，義軍先後攻克象山、剡縣（即近浙江嵊州）、唐興（即今浙江天台）、上虞、餘姚等縣，轉戰浙東，偃王後裔萬五擔心家族遭受打擊，“家為灰燼，人為魚肉”，率族人逃往別裏。裘甫起義平息後，萬五率族人重返別裏，萬五因此被尊為一世祖。元朝末年，神州大地千瘡百孔，各種矛盾錯綜複雜，曆史仿佛高度濃縮於這一刻，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即將來臨，後裔善富為免兵燹之苦，奉母徙居雙橋，被尊為雙橋一世祖。經三五世，至明中葉，後裔守愚複由雙橋遷至安昌洞橋，被尊為安昌一世祖。
這是徐家漊徐氏遷居安昌的來龍去脈。思忠為二世祖，華宇為三世祖，此人“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既善調解鄰裏糾紛，又好惠施，排除疑難，為徐氏家族的壯大傾注了無數心血，立下了汗馬功勞。
華宇生有六子：順吾、順甫、瑞華、茂如、亮生、順芝，此六人俱“醇謹性成，克勤克儉，修睦姻任恤之道，近詒謀燕翼之方”。此後，分為六大支，不足數十年，“椒衍瓜繁”，遂成當地“巨族”。
考察徐氏家族發展成為安昌“巨族”的整個過程，並沒有什麼罪惡的痕跡，既沒有南霸天似的橫行霸道，也沒有黃世仁般的欺男霸女，甚至沒有與鄰裏發生糾紛的“不良”記錄。何以如是？當然與重修宗譜時所遵循的原則相關，“而其克自樹立礪廉、隅矜名節者，正複不少……大節所在必書，一善之小亦錄。……至於子弟中有蕩檢窬閑、甘於自外者，則黜其名不載，家祠亦不令入焉”。也就是說，家族成員即使僅有一點微乎其微的好事、善舉，也應著錄其中，而對那些損害家族名譽、利益者則不予記載。事實上，徐氏家族的確施行了許多義善之舉，如置莊田、建義倉、濟族人、辦學校等，為安昌地方公益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半為他人，半為族人；好頭腦，好創意。例如，清鹹豐乙卯年（1855）仲春，徐春沅、徐春棣兄弟繼承乃父遺誌，捐田500畝，在海湖祠堂旁庀材鳩工，建義倉30多間，作為備歉，恤貧、寡、孤、老，助學，施藥等用，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人們撰聯讚道：誰非一派周親，給粟分財，隻盡吾老老幼幼；此是千秋義舉，推恩廣德，所望於繼繼繩繩。
倉與家廟相依，疏不逾親，周恤先從宗族起；學為後人而設，養猶兼教，栽增須賴父兄賢。
景前賢而並斯倉，曆劫猶存，不負義人成義舉；承先誌以錫爾類，沛恩無盡，每過仁裏仰仁風。
甚至連後來任兩江總督的左宗棠也手書“孝義可風”匾額，以表彰善舉。看來徐氏家族的壯大，憑借的除了天時地利，就是人和，就是貫穿在點點滴滴善舉之中的道德光輝。
徐氏家族是安昌一地的富商群體。其財產究竟有多少？筆名“久巽”者推斷在10萬以上，且以所經營典業為主要統計對象，但恐怕有點低估，理由是：其一，徐氏家族經營典業，先後開設老義和當、新義和當、仁和當、天和當4家典當，但就數量、資金等分析，並不占絕對優勢，4家典當僅占安昌曾開設15家典當的26.7％，不足1/3，資金各2萬，計8萬，不及泰康當1家的流動資金（該當流動資金10萬，年營業額5.2萬，年利潤約1萬），因此，徐氏家族必有其他財產；其二，鹹豐年間，徐氏兄弟捐田500畝（實際498畝），其中春沅390畝，春棣108畝，而早在六七十年以前，當地的上等田每畝已達4千文左右。徐氏兄弟出手不凡，卻不可能將各自名下所有的田產傾囊捐獻。而且，除兩人外，徐氏家族其他成員也一定有大量田產。以此推斷，田產應是徐氏家族的主要財產，且數量不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