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人口與土地之間的矛盾，到了清代更加突出。根據研究，紹興的人口密度竟達每平方公裏579.55口，居全國人口密度的第三位。而這時僅通過墾殖土地去消弭人地之間的矛盾，已經陷入停滯狀態，再難深入，因為土地拓展至此幾乎接近尾聲，根據明萬曆十三年（1585）統計的耕地數，當地的耕地結構是：田占58％，地占9％，其他蕩、池、漊、塘、浜、瀝、港占1％，山會平原的土地開發達到了極限，即所謂“水岸田畔，凡可資耕種者，幾無一隙之存”。
因地狹人稠帶來的生計問題，嚴峻地擺在了每個紹興人的麵前，迫使他們千方百計尋求出路，所謂“地若不勝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徐光啟從全國的角度，講得更加明白：“南人太眾，耕墾無田，仕進無路，則去而為末富、奸富者多矣。”像前麵剛剛提到的祁彪佳，就花了整整兩卷的篇幅專門“雜議”救荒，並提出了一個饒有趣味的解決辦法——“節食議”。他認為，紹興一帶的百姓平時沒有什麼儲藏，大多三餐食飯，費米最多，既然現在糧食不足，就應該減三餐成兩頓，改食飯為喝粥，這樣，兩天便可省卻一日的開銷。如果人人從我做起，從今做起，年年都這樣節食的話，那麼紹興人就不必受天時地利的製約，也不必仰給外來的糴米了。當然，這隻是祁彪佳的一廂情願，荒唐透頂，滑稽可笑，大部分的紹興人恐怕不會憑借少吃飯來節省糧食，必定另辟蹊徑養家糊口。於是更樂意種植投入、效益明顯高於糧食作物的經濟作物，追求最合理化地使用有限的土地資源，而且，隨著種植比重、區域的日漸擴大，形成了農業生產的專業化趨勢，而相對於以糧食作物為主的傳統經營方式，需要將更多的生產品投放市場，換取其他生活必需品。如此一來，勢必導致區域間商品交換的增加，從而造成市鎮的興起和發展。
安昌成市，正是在當地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之下，由農業生產專業化引起的商品交換不斷增多的結果，如《安昌記》所載：“木棉之利，歲登數十萬，而此數十萬木棉，又必於市易粟與一切居處日用之資，則市有之懋遷有無，又不啻數十萬。”棉業專業化的全麵展開，不僅使從業者所需的糧食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必須依賴市場，即使是棉業本身，包括棉花種植、收購、軋彈、紡紗、染織等主要環節也與市場密切相關，時時被商品經濟所滲透，所有這些，是促使安昌成市的基本原因。
（二）錢江北移
前已述及，安昌瀕錢塘江。這是一條著名的潮汐河流，王充《論衡·書虛篇》曰：“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浙江”即錢塘江，所說的“有濤”一語，說明了這是一條特殊的潮汐河流，“有濤”是指湧潮，一日二度的潮汐，侵入山會平原的北部，使之長期泛濫，一片沼澤。而錢塘江從杭州以東到尖山一段，曆史上一直改道，江道擺動於南大門（在坎山、航塢山與赭山間）、中小門（在赭山與蜀山間）、北大門（在蜀山與海寧故治即今鹽官鎮間）之間。
春秋以前的錢塘江江道，史籍缺乏記載。春秋吳越交戰時期，江在南大門。此後直至南宋前期，未見江道變化的記載，當以南大門為主要通道。
從曆史記載中觀察江道北移的動向，始於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所謂“海失故道，潮汐衝平野三十餘裏，至是侵縣治”，潮水曾直薄紹興對江的海寧城下。但江道北移隻是一個漸變的過程，南大門並未就此封閉，甚至在元代末葉依然暢通無阻，因為至正四年（1344），山陰縣沿江的白洋港，仍有大型船舶靠岸。明代初期出現江道屢次北移卻又屢次南轉的情形，海寧也隨江道變遷屢修堤塘，但南大門仍未封閉。萬曆三年（1575），江道主流第一次轉向北大門，“壬申、癸酉間，流尚細微，至乙亥六月廿三日，遂驟決而成大江”。而與此同時，山會平原以北，蕭山、山陰兩縣交界處的瓜瀝、九墩等處沙地，即發展了曬鹽作業。這是對南大門漲沙進行利用的第一次記載。清雍正前後，錢塘江江道北移並最後穩定在北大門，南大門故道就逐漸淤積，成為一片沙地，而且向東不斷擴展，形成三江口以西的所謂乾坤兩號沙地，麵積達40萬畝以上，稱作南沙。“今南塘迤北，漲沙數十百裏，二山之間，久成平陸，即安昌北境白洋山外”。安昌以北白洋山外原淺海沼澤地，成大麵積沙地，為植棉創造了一定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