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體分析安昌成市的原因之前，有必要簡略回顧一下市鎮興起、發展的曆史軌跡。
市鎮作為商品交換的場所亦即“市”，古已有之，曆史悠久。
傳統農業經濟一般基於一家一戶的個體生產，其特點是它的自給自足，“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一小塊土地、一個農民和一個家庭；旁邊是另一小塊土地、另一個農民和另一個家庭。一批這樣的單位就形成一個村子；一批這樣的村子就形成一個省”。換言之，農戶除生產糧食外，還生產幾乎所有必需的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而事實上，因客觀條件的限製，農戶並不可能生產他們所需要的一切物資，像人類生活的必需品之一——食鹽，就是大多數地區農戶所不能生產的。因此，即使是在中國農業社會初期，因存在著“以物易物”的最基本的商品交換形式，也就一定有交換的場所。這種交換場所，無論多麼原始，也是市場，古人稱之為“市”，並衍生出諸如“市井”、“市肆”、“市廛”這樣一些稱謂。
秦漢以來，在州縣以外的地方出現“市”，被稱為“草市”。“草市”相對於縣邑以上的都市、官市而言，既可指鄉間草民交易之所，也可指地處農舍草廬之所。
“鎮”原先是中央政權在北方邊境設置的軍事戍地，故又稱為“軍鎮”。其名稱最早正式出現於北魏時期。因許多鎮戍置於水際要衝，貿易方便，長此以往，人口聚集，形成集市，為一方商品交換中心。中唐以後，藩鎮割據，尾大不掉，利用軍鎮所占地方，鎖河征稅，與地方政府相抗衡，削弱朝廷利益。北宋建立後，為強化中央集權，一方麵下令各地節鎮所領支郡直屬朝廷，鎮將不得幹涉地方行政；另一方麵淡化鎮的軍事戍地功能，而在商賈彙集之地置文武鎮官，具體負責榷酤商稅、煙火公事。鎮由原先的軍事戍地逐漸蛻變成農村市場。草市之外，又出現了“鎮市”。由於鎮被納入地方行政建製之內，加上規模較大的農村集市大多由官府派員監管，“在地方形成縣市、鎮市、一般小集市的三級市場結構。就農村市場而言，也就是形成了作為在都邑與農村小聚落兩者之間中介的‘鎮市’以及一般集市這樣兩個層次。一般稱前者為鎮，後者為市”。
此後，隨著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設官將禁防者”的鎮越來越被農村市場融合、消化，“市與鎮之別，前誌無標準，大抵沿用舊時之習慣名稱，以商況較盛者為鎮，次者為市，而附以行村”，並按商業地位演變成為“市鎮”並稱。“市鎮”一詞則日益成為商品交換場所的通稱。
一、成市的原因
（一）人地矛盾
紹興是一“三山六水一分田”的“澤國”，其基本特點是大量人口集中聚居在狹窄的宜耕土地上，以致構成了該地區“人眾地狹”、“民多田少”的格局。這一格局的最終形成，應與“永嘉之亂”、“安史之亂”、“靖康之難”所引起的北人三次大南遷相關。過去，學術界往往將北人大南遷的原因歸結為越文化的開放性，而且這種開放性源遠流長，上可溯及越王勾踐重用非越之土著範蠡、文仲、計倪等為謀臣之時。的確，這種開放性的文化特征極有利於吸納人才，既為經濟開發提供了足夠的勞動力資源，也傳播了中原的先進文化和生產技術，促進了當地經濟的大發展。但北人大南遷的負麵影響也不容忽視。據載，早在東晉南朝時期，山陰縣已出現了“土境褊狹，民多田少”的現象，號稱“民戶三萬，海內劇邑”。會稽郡的人口也由原來的“戶三萬”上升至戶52228，口348014，平均每戶大約6.6口，人地關係開始緊張，以致不得不“徙無資之家於餘姚、鄞、鄮、三縣界”，以減輕當地的人口負荷。當然，這“完全是在外部因素的強刺激下出現的，而不是本區域全麵、累計開發的邏輯產物”。而至南宋初年，因為北人大量湧入，浙江成移民的中心，“四方之民，雲集兩浙，百倍常時”，至於山陰、會稽，就連城內的寺院都成了臨時寓所，根據嘉泰元年（1201）統計，紹興府共有主客戶273343戶，計成丁人口334012人，老幼殘廢疾不成丁人口107072人，其中會稽縣共有35406戶，成丁人口41781人，不成丁人口14348人，山陰縣共有36652戶，成丁人口46227人，不成丁人口15767人，兩縣有12萬人，較之於北宋大中祥符年間，足足增加了1倍多。
針對日趨尖銳的人地矛盾，幾個世紀以來，當地首先從農業係統內部作了許多嚐試，諸如不斷開發、墾殖土地，提高農業勞動生產力水平，即通過提高農業耕種技術和土地豐收的途徑，大幅度增加畝產量和區域生產總量，使原有的土地可以容納比原先多得多的人口。然而，長期安定的社會氛圍所繁衍的人口，更加劇了人地矛盾，“江南寸土無閑，一羊一牧，一豕一圈，喂牛馬之家，鬻芻豆而飼焉。……江南園地最貴。民間蒔蔥薤於盆盎之中，植竹木於宅舍之側，在郊桑麻，在水菱藕，而利藪共爭，誰能餘隙地”。徐渭在論明中葉會稽縣的人地狀況時說：今按於籍口六萬二千有奇，不丁不籍者奚啻三倍之。而一邑之田僅四十餘萬畝，富人往往累千至百十，等其類而分之，止須數千家而盡有四十餘萬之田矣。合計依田而食與依他業別產而食者，僅可令十萬人不饑耳。此外則不沾寸土者，尚十餘萬人也。然即令不占於富，而井分之土亦不足矣，烏在其為不病於養哉？較徐渭稍晚一些的祁彪佳在論明末山陰縣的人地狀況時也說：越中依山阻海，地窄民稠，即以山陰一縣計之，田止六十二萬餘畝，民庶之稠何止一百二十四萬。以二人食一畝之粟，雖甚豐登，亦止供半年之食，是以每藉外販，方可卒歲。